三国谈 作者：郭亮
三国谈 作者：郭亮 (第2/3页)
；近代的林汉达也写过历史通俗读物，很有可读性，也比较严肃，没有戏说。在今天经济那末发展，历史的普及和深入研究也应给以稍多一些的关注，不要再出现日、韩知道了解我们的文化，而国人中不少人却一无所知的事了。像三国这样人们很熟悉的历史更应该给以更多的关注，希望以后人们不再把小说当历史，谈起三国历史来都能头头是道。
对于历史的理解，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二十五史一个历史的存在，是历代思想的体现，不可避免历史局限性。因此后人有修史的任务，用科学的思想，后来发现的新资料，来修正二十五史的错误。多年来的考古有不少新的发现，一是验证了历史的一些问题，二是过去因失传而造成的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有了答案，这是解决的硬件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是解决软件问题，就是思想方法上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后人比前人要正确。过去的皇帝至上的思想，二十五史里不容置疑的，在现代当然是不仅疑还要坚决反对的了。类似问题都是需要在修史时加以纠正的，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还不大困难，而另一些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忠君思想，是不是应该批判的？在过去的历史，那是统治者所宣传的社会所提倡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而在现代人们很容易就能辩别那是错误的。那末怎样来说呢？还有民族英雄怎么定？岳飞是民族英雄，而按今天的观念，女真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那岳飞的民族英雄怎么定呢？如果想把历史上的问题都用今天的观点来加以统一，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什么叫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在那个时代是正常的事，而拿到今天来看就是矛盾的，不正确的，这才是局限性，而非古人做错的都归结于局限性，那是局限性的滥用。古人做错的事，也是错的，也要明确地加以批判。而古人在那个时代做的是对的，拿到今天来看，又是错的，这是局限性，不能简单地加以批判，那要在整体上加以批判，而没必要对个人进行批判。我们应该对历史上存在的思想体系进行整体的批判，和今天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找出差距，进行分析。对历史的问题，不能拿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要求古人能和今人一样，而只能用古代的合乎中华优良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古人。比如，岳飞被现代视为民族英雄，但只因他打过杨幺、钟相的农民起义，就说他身上有污点而民族英雄也要打点折扣。这种观点实在是掩耳盗铃，凡是那个时代的人，为皇帝效忠的官员，有哪一个会反对打农民起义呢？他实际去不去打不打农民起义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让他去，他就会毫无疑问的去打。即便岳飞没去打起义军，也可以断定只要有和农民军对阵的机会他就一定要打。说曹操打了黄巾军，他就是反动的，而一些为之辩解的，说他打了黄巾军不假但他继承了黄巾军的要求，因此不反动。其实围绕打不打黄巾军的这个争论大可不必，我们可以找到基本点，那就是在那个时代，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要求正面人物，他必须是对朝廷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他打起义军是必然的正常的，否则就不正常了不可理解的了，这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对官员臣民的基本要求。就是奸臣叛逆，虽与忠臣正统相对立，但他们在打起义军上是惊人的一致。这样来看，那个时代的标准和今天的正相反，但你不能如此就把那个时代的要求推翻。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有一个时代的系统，应以唯物论的观点给予科学的分析，应该承认其合理的存在，至于与今天的不同，那正是发展的结果，是时代在进步。我们应肯定古代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的合理的部分，就是否定其糟粕也要用哲学上的否定，而非物理学上的否定。不要用今天的思想标准来替代古代的思想的标准。
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也充分利用了时势。三国给政治家军事军文臣武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但是，在今天人们看来，不少政治家都是阴谋家，就是被人们所肯定的人物也免不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遗憾。首先我们先确定，这是谈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搞阴谋诡计是他们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凡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家有不符合这一条的吗？没有。其次，是现实的需要。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靠仁义，友爱，能站得住脚吗？宋襄公拒绝部下提出的在敌军渡河时出击，认为不道德，等敌人排好阵势再打，结果宋国大败。在军事上更多的是偷袭，欺诈，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讲道德，讲仁义，只能是失败。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大动荡时代，是英雄野心家活动的大舞台。什么是英雄？什么是野心家？胜利者是英雄，失败者是野心家，一句“胜者王侯败者贼”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善良的人搞不了政治，只能做慈善家。一部二十五史，是英雄野心家的历史，是纵横捭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第三，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在政治领域是不能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它是讲比较，取大弃小，大道理管小道理，为了大局而牺牲局部。在你看来这样做是卑鄙的，那是因为你所处的位置比较低是局部，眼界不宽的缘故，而政治家站得高看得就远，因此他认为就是对的。有许多同样的情况，人们的看法太表面化，比如有些人一当上官就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看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多归结为官升脾气长变坏了（有变坏的也不能排除）。其实不然，更多的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他更多的要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方面，有人说是领导艺术，也有人说是会耍手腕，可以肯定的说政治家的手段都很多，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富于创造性。有些方法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更多的就无法摆到桌面上来，但解决了问题，渡过了难关。兵不厌诈，政治上也是这样，让普通人看来是做人有严重问题的做法，在政治家那里是惯例做法。刘邦的老爹被霸王项羽抓住，以此要挟刘邦投降认输不然就煮了他，放在老百姓身上，那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老爹救回去的；可是你猜刘邦怎么办？他说：你项羽和我结拜过把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的爹，如果把爹煮了，也给我一碗汤喝。汉朝是最讲孝道的，他们的皇帝都叫孝帝，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可是他们的祖先就不讲孝道，还要喝其父的肉汤。但那样理解就太浅了，刘邦是不怕项羽要挟，表白的是决不投降，要与项羽斗到底。当刘邦被项羽围困，派人向韩信调兵，韩信却乘机提出要当齐鲁大地的假王（代理国王），刘邦忍住一腔怒火，假意说道：大丈夫在世，要当就当真王，怎么当假王呢？立马派人封韩信为齐王，韩信也立即出兵，不再拖延。如果刘邦实事求是地批判韩信这种拥兵自重的做法，甚至再来个处分，那韩信就不会跟刘邦干了，转过头来投霸王去了，这就是手段。后来刘邦得了天下，仍不放心韩信，用陈平之计，伪游云梦，在韩信拜见皇帝时一举拿下。过去说的阶级社会的政治斗争政治活动，都充满了这种手段。
不能因成败结果来断定一个集团的或一个政治家好坏，成者王侯败者贼不适于他们政策和行事之正确与否的评价。过去的历史书多是这样来分析研究的，表面上很有道理，胜利了不就说明他们的政策是对的吗？失败了那不用说就是他们的决策失败。历史的事是复杂的，造成一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古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是判断事业成败关键因素，说得真好。中国人第一个提出了造成成功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是多个因素。三国时的孙权之成功，不是他有许多超过他人的才能，而是他处于天时之利和地利之利：在他执掌地方大权时，刘备还寄托在刘表那里等待时机的到来，而这一切的得来在孙权是全不费功夫，那是他的父亲带出了一支军队，而他的哥哥又打出了江东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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