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历史系唐长孺教授谈诸葛亮
武汉大学历史系唐长孺教授谈诸葛亮 (第2/3页)
是诸葛亮自己曾经讲过，“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他一生谨慎，他的治兵也就是“安静”、“坚重”，不轻易冒险，正如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他固然对魏作战没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也没有遭到很大的挫败，也没有人能打败他；而且诸葛亮的治军之才，据历史记载，他的兵士跟居民相杂，就是说当时不仅蜀汉人民对他十分爱戴以外，就是在敌境，在“外国”的土地上，也得到百姓的支持。长安是曹魏的重镇，不会轻易就会攻取的。在这个时候孤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能够希望得胜吗？即使他真是能够取得了长安，H诸葛亮多次撤兵，都是因为运粮的困难而退兵，假若取得长安又如何守法？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是自负的。
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跟乐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是管、晏，管仲跟晏婴，就是陈寿的评也说诸葛亮是“管、萧之流亚也”。这重点是政治方面，管仲跟萧何。乐毅跟管仲两个人是绝对不同的人物：管仲是政治家，他相齐桓公，清朝末年的俞曲园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是针对汉室而言的。假如说汉室存在他，就当管仲来帮助割据的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关崇王室，保持汉朝；假如说，汉朝灭亡了，他就当乐毅，帮助一个当时的州牧。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乐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出奇制胜的这种才能，而是治军严整，非常稳重的。在当时蜀国是一个弱国的形势之下，要幸险侥倖，实在是个危险的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陈寿的评价是正确的：长于治戎，并不在于应变。
二、有关《隆中对》问题
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当时刘备去访问他，“谘臣以当世之事”，就是问他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摆在那里的，曹操已经占领了北方，是不可与争的，兵多势重；孙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也是不可与争的，只可为援而不可为敌。就是说，供给刘备可以回旋的余地只有荆州和益州，此外没有地方，当时的形势是摆在那里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的，并不是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而事实上也只能如此，刘备能够占据的地方只有荆、益两州，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诸葛亮作这样一个对策，后来是这样的发展，当时的形势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把《隆中对》作为诸葛亮的文章，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是陈寿的文章，是刘备问诸葛亮，诸葛亮回答，怎么说是他写的文章呢？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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