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诸葛亮
七问诸葛亮 (第2/3页)
间的说书人出为了显示诸葛亮之智,便极力贬低司马懿之能,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诸葛亮与一个如此低能的人交手,却无尺寸之功,那么,诸葛亮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
应该说,《资治通鉴》(主要引自《三国志》)的记载还算比较客观:“是月,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刘备与诸葛亮:真的是如鱼得水吗?
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军中,实践了他许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诸葛亮享年五十四,可以分为两个二十七年。前二十七年,他主要是博览群书、修身养性、隐居茅庐、静观时变。他本是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县南县)人,鉴于北方战乱不休,乃举家来到刘表治下的荆州隐居。
由于荆州牧刘表对群雄逐鹿采取观望态度,只令军队守境安民,尽量不参予军阀混战,所以,当时的荆州还算是一块没有战祸的“世外桃源”。诸葛亮来到这里,很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欲“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尽管他已经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尽管他自己也颇为自信,曾自比管仲、乐毅,但他隐居期间,好像并没有急于用世的意思。
所以,刘备头两回去见他,他都避而不见,直到第三次,他才与刘备见面。
如果说诸葛亮是个醉心于功名富贵的人,恐怕不等刘备前来拜访,他早就到曹操或孙权那里毛遂自荐了。曹操曾数次发布“求贤令”,声称“唯才是举”,以诸葛亮之才,如果他肯出山,何愁没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当时的刘备,依曹操、依袁绍、依刘表……四处寄人蓠下。他虽然征战二十余年,但屡战屡败,到头来依旧兵微将寡,也没有自己的地盘,正处于走无路之境。因徐庶走马举荐诸葛亮,刘备这才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今后如何发展。诸葛亮终为刘备的诚心所感动,慨然为之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向刘备指出了夺取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进而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战略举措,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策”。
诸葛亮的谈话要点篇幅不长,兹录于下: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刘备闻此言茅塞顿开,击节叫好,从此与诸葛亮“情好日密”。两人感情好得连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张飞都有此吃醋,刘备向两人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的确,自从刘备有了诸葛亮,便迅速改变了四处寄人篱下的窘境。
诸葛亮先是为刘备出使东吴,鞭辟入里地为孙权分析战略形势以及抗曹与降曹的利害得失,说服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之后孙刘联手,取得赤壁之战的大捷,初步奠定了天下三分的格局。
以后形势的发展丝毫不爽地沿着诸葛亮未出茅庐时定下的程序进行:刘备占领荆州,西收巴蜀,东连孙吴,北拒曹操,三国鼎立之局遂告形成。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政治、军事前景顿时豁然开朗。对刘备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但“如鱼得水”并不意味着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起码有两件事,刘备便没有采纳诸葛亮的意见。
一是建安十五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一事。当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刘备想乘机要求孙权将荆州让给他。诸葛亮认为此行极为危险,绝不能去。但刘备不听。果然,周瑜等人都劝孙权留住刘备,不可放虎归山,幸好孙权鉴于两家目前是盟友,没有答应,才使刘备得以脱身。
事后,刘备曾问庞统:我到东吴时,听说周瑜曾劝孙权把我留住不放,有此事吗?庞统答:实有其事。刘备叹息道:当时孔明也劝我不要去。看来实在是太冒险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羽被孙权所杀后,刘备急于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当时“群臣多谏”,刘备执意不听。据《三国志·法正传》载,刘备东征大败后逃至白帝城。诸葛亮叹道:“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诸葛亮的叹息声中,我们可以得知三方面的信息:第一,当时诸葛亮的态度,肯定是反对刘备东征孙吴的,否则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叹息了。而且,与孙吴开战,是与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曹战略背道而驰的,诸葛亮决不会赞同刘备这种不顾全大局的任性之为。第二,诸葛亮大概劝谏过刘备,但刘备没有听从。所以诸葛亮说,如果法正活着,一定会劝阻刘备,刘备可能会听法正的劝说。第三,刘备虽然声称得到诸葛亮后“如鱼得水”,但关键时刻,诸葛亮说的话还不如法正的意见。由此可见,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如鱼得水”。
刘备临终时向诸葛亮托孤,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托孤,又说若其子不才,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后人认为,刘备临终之语,透出了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的弦外之音。所以诸葛丞相急忙哭着表白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笔者以为,刘备临终托孤,可算是至诚之语,以此说刘备不信任诸葛亮,未免有些强辞夺理。如果刘备真的不信任诸葛亮,又何必向诸葛亮托孤?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固然好,但终究比不上与关羽、张飞的关系。荆州地处魏、吴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占有荆州后,守卫荆州的最佳人选无疑是诸葛亮,但刘备却令关羽留守荆州,个中玄机真是耐人寻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复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赵云)与飞(张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余,非凡不必武侯也……然则先主岂不能将羽(关羽)哉?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
孙刘之盟是诸葛亮订的,而且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诸葛亮与东吴关系比较好尽人皆知。刘备可能觉得如果诸葛亮留守荆州,以诸葛亮与东吴的关系,说不定会做出有损蜀汉的事来。所以,刘备宁愿用一个有勇无谋的拔扈将军关羽留守荆州,也不愿用诸葛亮。
刘备东征孙权时,尽起倾国之军,却没带诸葛亮,这也令人有所不解。
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虽然历来被称为君臣关系的典范,但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美满和谐。
诸葛亮与刘禅:真的是情同父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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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死时给儿子刘禅留下遗诏,叮嘱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禅是年已经17岁。遵照其父的嘱咐,刘禅事事依靠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刘禅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至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时,刘禅已经22岁了,按说,完全可以“亲政”了,但诸葛亮仍不放手。他“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将刘禅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后主益严惮之”。
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定出师伐魏,临行写了一篇《出师表》给刘禅,是为《前出师表》。这篇文章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全文如下: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在此“千古一表”中,诸葛亮除了表达对刘备“三顾茅庐”的感激之情和对刘备的耿耿忠心外,其余内容都是教育刘禅的。
首先,诸葛亮要刘禅“开张圣听”,虚心纳谏,不得“妄自菲薄,引喻失义”。在诸葛亮的眼中,刘禅还是一个毛孩子,根本不是一个已经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诸葛亮教育刘禅的口吻颇为严厉,很像一个“严父”在教育自己的儿子。
其次,诸葛亮特意向刘禅说明:“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中,自然指刘禅的居住办公场所;府中,即丞相府,指诸葛亮的权力机构。诸葛亮将“宫中府中”等同起来,与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规定极不协调。无论如何,“君”与“臣”是不能平起平坐的。而诸葛亮却说宫中府中不应该有区别,不知刘禅看了感受如何。
第三,诸葛亮在表中流露出对刘禅的极端不信任,将刘禅视为一个傻瓜。宫中的事,他令刘禅听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安排,“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军中之事,则令刘禅听从将军向宠的指挥,“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这就是说,诸葛亮不允许刘禅有任何自决权。而且,诸葛亮叮嘱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仿佛刘禅没有一点判断是非的能力。最近曾有个杂文家说,诸葛亮劝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就好比教育刘禅“要吃饭,不要吃屎”,道理虽然简单,但刘禅偏偏做不到。
人们都说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事无巨细一手包揽,从不给刘禅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一旦突然放手,让刘禅如何立得起来?从这一方面说,刘禅之没有出息,诸葛亮也难辞其咎。
刘禅当然并不像诸葛亮想象的那样傻,他读《出师表》,对诸葛亮的严厉教诲,心中肯定很不痛快。但鉴于诸葛亮大权在握,刘禅也只好装傻而已。
后来蜀汉被曹魏所灭,刘禅被俘。掌握曹魏军政大权的晋王司马昭还算宽大,封之为安乐公。一日,司马昭宴请刘禅,令乐师为之奏蜀乐,别人都感慨悲怆,唯独刘禅喜笑自若,司马昭不由叹道:“即使诸葛亮还在,也不能长久辅佐这样的人。”又问刘禅是否思念蜀汉故国,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也。”如果说刘禅不这么表现,恐怕他的结局会与后来的南唐李后主差不多的吧!与其说刘禅真愚,不如说他是在装傻。
其实刘禅并不傻,只是他长期在诸葛亮面前装傻,习惯了。
为什么说刘禅并不傻呢?这从诸葛亮死后刘禅的举措中即可看得出来。
初闻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刘禅应该是既忧且喜、忧多于喜。
忧的是:三国之中,蜀汉最弱。依仗诸葛亮,蜀汉尚能北拒曹魏,国基稳固。如今诸葛亮死了,让刘禅依靠何人呢?
喜的是:“相父”一死,刘禅终于可以无所畏惧、为所欲为了。刘禅已经快三十岁,是成年人了,谁还希望上面有个“严父”管着呢?
按照惯例,朝廷重臣去世后,皇帝应该为之赠谥号。在群臣的要求下,刘禅赠诸葛亮“忠武侯”谥号,诏云:
“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诸葛亮治蜀十几年,蜀人皆感其恩德,因此各地的官员纷纷上表,要求为诸葛亮建立祠庙。刘禅这一回却断然否决了。这是刘禅公开流露出对诸葛亮的不满情绪。
刘禅不同意为诸葛亮立庙,各地百姓却不买帐,“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有些官员建议刘禅顺应民意,在成都为诸葛亮立祠纪念,刘禅仍不同意。
刘禅不同意给诸葛亮建立祠庙,既是对诸葛亮长期专权的不满情绪的流露,也说明刘禅不愿生活在诸葛亮巨大的身影之下。
直到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刘禅在群臣的一再要求下,才同意在沔阳(今陕西省勉县)为诸葛亮立庙。
刘禅虽然最终同意为诸葛亮建庙,但仍未批准将其庙建在成都,而是将庙建在了离成都千里之遥的沔阳,个中意味可想而知。
我们都知道杜甫的名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见到的武侯祠,乃西晋时割据四川的李雄所建。
今天成都的武侯祠,则是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蜀王朱椿认为,李雄所建的武侯祠与刘备的昭烈庙隔得太近,于君尊臣卑之礼不合,遂拆毁西晋年间建成的武侯祠,在刘备的祠庙外再建东西两庑,东庑祀诸葛亮,西庑祀关羽、张飞等武将。
朱椿意欲贬低诸葛亮、尊崇刘备,以体现君臣之“大防”,岂料老百姓心中只有诸葛亮,到昭烈庙祭祀,纯是奔诸葛亮去的,所以民间皆称昭烈庙为武侯祠,时间一长,人们便只知有武侯祠而不知有昭烈庙了。
再说刘禅。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势太重,刘禅毅然废除了丞相制,设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军事,兼管政务;又设大司马,主管政务,兼管军事;这样,就将丞相一职一分为二,令两人分掌权力,互相制约。
公元246年,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死了,刘禅“乃自摄国事”,亲自接管军政大权直至亡国,为时长达十七年。
可见,刘禅并非“朱紫莫辨”,对诸葛亮也并非“情同父子”。即使诸葛亮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对待刘禅,刘禅也并未将诸葛亮视作父亲。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没有公开化,一方面刘禅需要诸葛亮为之支撑大局,一方面因诸葛亮大权在握,刘禅畏惧有加,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诸葛亮之北伐:真的是无益之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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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一生所为,最不可思议、最受非议的,是他的北伐。
而北伐,又是诸葛亮一生中主要的事迹之一,不得不说。
关于北伐的指导思想,虽然诸葛亮在其前、后出师表中表述甚明,但后人分析来分析去,仍是莫衷一是。
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解释说,他之所以无岁不征、北伐曹魏,是为了“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他“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但是,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以军事手段平定天下,必须具有足以征服群雄的实力。当时,诸葛亮有这样的实力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刘备虽然得了益州和荆州,奠定三足鼎立之局,但没过多久,关羽便将荆州丢失了,这样,蜀汉政权仅剩益州一地,人口约有九十四万。
而魏国有九州,人口四百四十三万;吴国有四州,人口二百三十万。仅就人口来看,蜀汉才是魏国的五分之一,还不到吴国的二分之一。
当时蜀汉还是尚待开发的偏远落后地区,不仅地广人稀、生产力落后(仅有蜀锦,算是其支柱产业),而且文化也不发达,人才资源奇缺。蜀汉要想在强魏的虎视下图生存,只有联合吴国,别无他策。
所以人们不解:三国中,实力最弱的蜀汉要去讨伐实力最强的曹魏,诸葛亮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难道诸葛亮不知道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非也!诸葛亮对此心知肚明。
有人替诸葛亮解释说,诸葛亮北伐,并非真的要吞灭曹魏,而是一种以攻为守、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高明战略。所以,诸葛亮每次出师,都是稳扎稳打,不同意魏延“奇兵偷袭”的冒险战术。
还有人说,诸葛亮打的是“政治战”。因为自刘备死后,蜀汉“数岁寂然无声”,而诸葛亮大军一出,魏国“朝野恐惧”。诸葛亮北伐,实是想提醒天下:曹丕虽然篡汉,但刘备、刘禅已经延续“大统”,汉祀未绝。
但这两种说法好像都难以自圆其说。
诸葛亮每次北伐,都大耗蜀汉的国力。如此长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这对于弱小的蜀汉来说,无疑是不堪重负的。其实,若只想偏安一隅,蜀汉最好的策略应是据险防守。再说,诸葛亮执政的十余年间,无论是曹丕还是曹睿,都没有大举攻灭蜀汉的打算,这从《魏略》所记“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之语即可看出。即使是诸葛亮主动出击之时,曹魏政权也只是以守为主。既然人家并未来犯,诸葛亮又何必兴师动众地去“御敌于国门之外”?
如果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打的是“政治战”,只是为了让人记得还有个“正统”汉室的存在,那么,其成本也太大了!再说,以弱凌强,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其实,为什么要北伐,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有明确的阐释: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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