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研究 胡宝国
《三国志》裴注研究 胡宝国 (第2/3页)
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为了说明风气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东汉至东晋的情形。
《论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经学是义理之学。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蒙文通先生曾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21] 联系上文，这个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到晋代，这样的例子的确更多了。晋祠部郎王蔑撰《史汉要集》二卷，“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22] 除此之外，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体现在对东汉历史的撰写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这是说记述东汉历史最早的书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据《隋志·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魏晋以后的多种《后汉书》都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史传篇》又云：“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这里是在讨论纪传体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见。傅玄，魏时“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又“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23] “讥后汉之尤烦”，大概就出自该书。“后汉”是指《东观汉记》。魏晋时期认为《东观汉记》烦杂的不止傅玄一人。据《晋书》卷82《司马彪传》载，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东观汉记》属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后来修史者自然要补其所缺。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记述烦杂”。按他说，此前谯周虽然已经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有必要重写。他的《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按《隋志》着录稍有不同，易“篇”称“卷”，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为一卷，两书所记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纪、志传，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确实删减不少。与司马彪同属西晋的华峤撰写《汉后书》，也是意在删减。《晋书》卷44《华峤传》：“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较之东观书，删减也不少。东晋袁宏着有《后汉纪》。他在自序中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与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写作体会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5]五难之中，“烦而不整”居于首位。着后汉史者追求简略如此，而着晋史者也是如此。“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26]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7]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张辅根据《史》《汉》字数多寡来评价班马，因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有趣的是，出自同样的理由，干宝则对《史记》多有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同书《烦省篇》：“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在众多史学家竭力追求简化的学术风气下，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三国志》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国志》在西晋问世后，并没有因其简略而受到批评，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南朝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对比上述汉晋史家观念，他的意见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后，采用这种方式注释史书的还有若干家。《梁书》卷41《王规传》：“规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卷49《刘昭传》：“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据沉家本统计，刘昭引书 “凡经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28]此外，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也属此类，刘注“所引经史杂着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29] 受南朝学风影响，北魏“（宋）显从祖弟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30] 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简约、不避繁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
同样的变化在史书的修撰中也发生了。《宋书》卷69《范晔传》：“范晔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与《东观汉记》相比，范晔在《后汉书》中的确有所删减，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后汉书》与《三国志》，就不难看出范晔其实也增加了不少材料。《三国志》卷6《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内省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两传比较，《后汉书》的内容显然比《三国志》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后汉书》增加的部分可以从《三国志·袁绍传》裴注所引《英雄记》中找到来源。《英雄记》载：
成字文开，壮健有部分，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英雄记》又载：
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武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范晔所增加的内容与裴注所增补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来自《英雄记》。类似的情形在《三国志》裴注与《后汉书》中屡有发生。《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
《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魏书》：
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后汉书》卷75《袁术传》：
（术）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绍阴然其计。
《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
（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按此，裴松之、范晔都注意到了《三国志》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三国志》作注，而范晔则将其径直写进了史传正文。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的撰写者早已注意到了此点。作者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发现“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许限于体例，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此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之处。《隋书》卷58《魏澹传》载魏澹所作《魏书》义例。其中引用了范晔的一段话：
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这里，范晔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反对《春秋》体，是因为这种体裁“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他赞成纪传体，是因为这种体裁“网罗一代”，“事义周悉”。范晔的这段评论不见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给人以传闻的感觉。但联系上述《后汉书》与《三国志》裴注的比较，魏澹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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