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与陈寿
谯周与陈寿 (第2/3页)
蜀吴盟国友好，可以投奔。而谯周通晓历史，明晰蜀国现状，败亡之时投奔吴国岂可能再为天子吗?既然投吴称臣，见辱于吴，最后曹魏并吴，岂不是再受一次称臣之辱了吗?投吴之策是决然行不通的。至于说可以到南中七郡凭险据守，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南中七郡当年诸葛亮费尽周折才使其归附，那时蜀汉强大，而今以流亡之身南奔，将是何等结局，很难想象，如何是好?既然不能东奔于吴，又不能南下七郡，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据城死战，一是归降。前者壮烈，但无可能，那时蜀中成都无险可据，无兵可用，根本没有任何坚守的物质准备与策略应对。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在获知其父欲从谯周降魏决定之后，发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理，以见先帝可也。”(《汉晋春秋》)无奈刘禅乃儒弱之君，决不会选择悲壮方式结束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看来归附是唯一符合后主实际的选择了。
令人优虑的问题提出来了，如果以武力征战的邓艾拒绝受降又将如何呢?洞悉历史明瞭现状的谯周认为:“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列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谯周的劝降之论，在蜀汉当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谯周显然窥破怯懦的后主既无抗敌之实力，又无城破殉国的决心。既要劝刘禅降魏，又要保留一点尊严，不免引经据典为之伸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壁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谯周之论，不为无见，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私有，谁能统一天下，就看谁的政怡能力与权谋策略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顺应民心了。正如谯周所说，尧禅位于舜，殷微子归周乃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大变动。可谯周也因此被骂为历史罪人，投降派的典型，实在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三分天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生产力的发展，统一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魏、蜀、吴三国中，蜀和吴显然没有统一中国的实力，蜀吴被魏吞灭是不以个人好恶所能改变的历史事实。谯周的劝降不仅避免了蜀中地方糜烂与生民涂炭，也是审时度事之举，这就是《三国志·谯周传》所称:“刘氏无虞，一郡蒙赖，(谯)周之谋也。”后人孙绰有不同见解:“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亡，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三国志裴注》）大道理是不错的，实为不达时务的书生之见，刘备当年的称雄岂可等同于庸弱的刘禅，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岂能以彼时的辉煌取代此时的衰微。
孙盛更有过激之论谴责谯周，他说:“《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禄，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揖，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昊之三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同上)引《春秋》发高论，昧于时势纸上谈兵，实为书生迂论，死社稷死位固然不错，既然孙盛也承认刘禅为庸主，只是还没有流于残暴而已，又何能调度军机，背城借一呢?而孙盛为之调兵之论更属空幻，白帝、夜郎撤兵驰援且不说尚需时日，而东、南门户洞开，其情更危殆。至于东吴“三师承命电赴，更是幻想，孙盛骂刘禅为“閽主”极是，斥谯周为“弩臣”则未必!
谯周劝降刘禅，历代骂名相随，但是我们在同为蜀人的常璩眼中，似乎对他还有好感，《华阳国志》说:“谯(周)侯修文于前，陈君(寿)焕炳于后。“认为谯周乃蜀中才俊，当代硕儒。陈寿对谯周的劝降也是持赞许态度的。如果我们把谯周前后多次向后主所上的疏奏表章联系起来予以审视的话，他是希望后主修身崇德，任贤重才，亲君子远小人，从物欲享受中挣脱出来，成为有的之君的。然而，刘禅乃扶不起来的天子，识时降魏也是无奈之举。
应当看到将谯周劝降视为罪过的那是晋代以后正统观念浓重的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谯周的劝降，可能会宽容客观一些，毕竟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分裂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无怪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满怀激情地讴歌统一大业: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四海一家既是诗人的吟唱，更体现了普天下人民的愿望，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我们似乎应当给谯周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二)
谯周的得意门生陈寿，字承祚。他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癸丑，前半生(31岁以前)生活在蜀中，任职于蜀汉。据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陈寿传》中说:“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毅梁传》)，锐精《史(记)》《汉(书)》，聪替敏识，属文富艳。“他不仅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系统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而且对于历史学兴趣浓厚，钻研精深，成就斐然。
陈寿在蜀汉后主时期，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刘禅信用宦官黄皓，朝政昏閽，群臣曲意阿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陈寿不愿趋附时流，仕途坎坷，屡遭贬黜。蜀汉被曹魏吞灭之后，陈寿已经31岁了。曹魏并蜀之后两年，司马炎篡魏而建立西晋政权。陈寿居父丧时不幸患病，叫侍婶为自己调治药丸，这在当时的舆论界认为是不合礼教的行为，所以遭到贬斥，沉沦很久。后因尚书令张华赏识陈寿的才华，为之愉扬，他才被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兼本郡中正。
陈寿受业于谯周，治史始于《尚书》而精研《史记》、《汉书》，自己的著作也从他捻熟的地方史和人物志入手，前人郑伯邑、赵彦信、王文表等人曾作《巴蜀耆旧传》，陈寿认为他们的著作尚存不足，于是将其内涵拓展，增益为《益部耆旧传》十篇，主要记叙巴蜀人物。陈寿入晋为佐著作郎时，曾受中书监苟勖、中书令和峤之委托定诸葛亮故事，编辑了《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西晋灭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结束了持续90余年的分裂局面，这时，陈寿着手整理三国史事，从王沈《魏书》、韦昭《吴书》以及鱼豢所撰的《魏略》中汲取一些材料，写成了《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因蜀汉未立史官.《蜀书》所用的材料完全由陈寿搜集。不过，陈寿也有其有利条件，他是蜀人，31岁之前又在蜀汉担任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文职.使他有机会接触蜀汉的文献资料，兼之个人对史学的浓厚兴趣，因而对故国史料留意搜求。他是史学家憔周的门生，向来注意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他在撰写《益部耆旧传》和编辑《诸葛亮集》的过程中也积累不少的文献资料，稔熟蜀汉的史事、掌故、文物、制度、人物及山川地理方面的相关情况，还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这些适可补蜀汉无史之缺，是其撰写《蜀书》有利因素。
应当看到，陈寿是三国时代的见证人，不少事件他还亲身经历过，见闻真切，以同时代人身份修史有其有利的一面，就是一些三国史事虽非陈寿亲身经历或见闯，可也相去未远，记忆尚清。不过陈寿以三国时代的人修三国历史，时代太近，史料并非出全，政治人物之间的是非恩怨尚未全然遗忘，容易导致评论与褒贬分寸难于掌握。《魏书·三少帝纪》中陈留王曹奂比陈寿还晚死五年，而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这类事件，已为晋臣的陈寿显然难于写入史中的，这是时代太近人修史不可避免的难题，这大约就是后人在肯定《三国志》的同时难免有所责难的因由。
陈寿史学著作不少，有《古国志》五十篇、《官司论》、》《释讳广国论》等，但已亡佚。当然最为人所称道是名列前四史中的《三国志》。《三国志》修成之后，受到中书监苟勖、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认为可以比肩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晋书·陈寿传》)当时之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三国志》确有记事翔实，文笔简赅，剪裁得当，编纂精审之长，是二十四史纪传体断代史中的佳作。所记史事真实可信，编纂精密而前后连贯，立传归类简明，除本纪外，都以立传为之，所用材料不重复，若见之于《魏书》则《吴书》、《蜀书》不再征引，史论眼光也很突出。但是《三国志》只有本纪、立传而无志，主要是陈寿可资凭借的材料不够丰富之故，自然是其不足。被后人责难的是《三国志》的正统观念与回护曲笔等问题，对此，笔者拟为之辩析。
《三国志》所记为魏、蜀、昊三国鼎立纷争的历史，这就牵涉到在三个国家将那个国放在首要位置予以记述，而其余两国只能放在后面了。陈寿按《魏书》、《蜀书》、《吴书》顺序来编辑的，显然曹魏成了三国鼎立的首要了。不仅如此，陈寿还将曹魏的国君，以帝王才享有的《本纪》叙写，这样蜀和吴的国君尽管同样称帝其编撰方式也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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