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士人文化心态
《三国演义》与士人文化心态 (第2/3页)
居耻圣明”,透露自己用世之心迹;而以大鹏自诩、欲使寰海清一的李白,在长安三年遭遇不偶之时,也即“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欲“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在仕途多舛之时也“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王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但丝毫也不影响他居官;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被贬黄州做团练副使,参禅事佛而“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外儒内道”或“外道内儒”,在“穷”与“达”的动态平衡中折射出士文化人格的多棱文化心态。《三国演义》正是以这样的文化背景作为深度空间,建构起自己宏大的叙述。
二、《三国演义》的叙述诉求与士人文化心态两宋之际,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国力积弱不振。为适应当时士人无以为家,无所寄托的心灵渴求,“理学”诞生了。理学宣扬内圣外王学说,认为个人不待求诸外力的援助,仅仅通过“正心修性”的道德修炼便可强化道德责任心和社会使命感,进而去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目标。于是,体现汉唐时期儒士人格人生终极关怀的“醉”与“愁”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云淡风清的文人雅趣和以烹茶煮茗,玩石赏花,吟风弄月为标志的名士风流。然而,士人们在澄怀味象的同时更加注重内倾和反省,而与此同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空漠之感便油然而生。这种空漠感在文人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元蒙贵族的铁蹄踏破了中原国土,尽管作为巩固统治的权宜之计,元代统治者曾宣称尊崇孔子,也选用了一大批儒生士大夫,但是,从总体而言,元代统治者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是轻贱、蔑视和怀有敌意的。士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位于工匠娼妓之后,以致于当时社会流行“九儒十丐”之说。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这样一来,历代士人心仪的科举功名被死死堵塞,在困厄卑下的境遇中,士人们要么嘲风弄月,要么退隐山林,以“身在此山外”的客观冷静和“惯看秋月春风”的“槛外人”姿态,审视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失去重心的封建文化的废墟上,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这却使他们更深刻地体验到“想秦宫汉阙,都作了蓑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的荒诞感,“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的苍凉感以及“鼎足三分半腰里折,知它是魏耶晋耶”的末世感。对传统理性和政治伦理的怀疑、漠视、厌恶乃至仇视的心理与情绪,执着地弥漫于士人群体。
可以说,宋元士人的心态一脉相承,形成一股历史透视的合力,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在宋元兴起的“讲史”艺术中,尤为明显。据《大宋宣和遗事》前集所言:“茫茫往古,继往来今,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看破治乱两途,不出阴阳一理。”三国故事就是当时讲史艺术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通俗文学中,不是平民的价值观念由下而上地浸润士林,而是士人的文化历史意识在不断衍进的过程中由上而下地普及民间。换言之,因其历史题材的特殊性,包括《三国志平话》在内的民间三国故事的叙述诉求也正在于“看破”。
《三国演义》的编撰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动乱时代。明王圻《稗史汇编》中说他“有志图王”,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遭时多故,天各一方。”当然,由于历史资料的短缺,我们已无从考证“遭时多故”的“湖海散人”是否确实积聚了内心巨大的心理能量需寻求某种载体而予以发泄,一如左丘之作《左传》,屈原之赋《离骚》,司马迁之著《史记》,但从罗贯中为其书取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慨然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史作传和敷演引申史志大义之意,大致可以看出罗贯中本人的叙述诉求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记录的三国朝代更替、群豪并起的历史特质以及民间三国故事中浸透的文化历史意识之间是怎样形成了一种异质共振。由此,我们便也不难理解,后人将明代杨慎浸透着历史意识和虚无观念的《临江仙》(滚滚长江)置于篇首,其“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审美视角,何以会取得与小说文本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的整体艺术效果。因为,《三国演义》的艺术建构,始自汉末,终至晋初,完整体现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正可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个缩影,无数士人的身影隐约其间。因此,以三国历史为载体,便可以对传统士人文化心态作一次全方位整体性的展现和剖析,以发抒追古悼今之幽情。小说的形成过程,即是不同的文化心态相互碰撞、砥砺的过程,是“自我意识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的形成过程,是文化断裂和转型时期主体性的确立过程。”《三国演义》中所透露的士人文化心态,包含了以下三个层级的内容:一是审视并展现了士人们积极用世的文化心态,这是《三国演义》的主旋律。正所谓“豪雄角逐,分裂疆宇”(《三国志·袁术传》),“群盗四方如蚁聚,英雄万里皆鹰扬”,“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第37回)。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立誓“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第1回);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论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21回);吕布望门投拜:“大丈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乎久居人下”(第9回);周瑜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第45回),以宏大的历史视角“表现人类抱负的本性”,“专心于不断探索人的动机”。
二是以置身世外的态度对儒家文化心态予以批判、反省。在小说中则是以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为代表。崔州平明言:“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石广元以诗明志,举姜子牙、郦食其为例,说明功业的虚幻及用世的徒劳。而孟公威则以“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辈皆鹰扬”的丑恶现实来吐露“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的缘由。
三是历史虚无的空幻之感,这是浸透全书的一种心理情绪,小说文本的各部分陈述最终都指向这一命意。从开篇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篇末“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使文中所有的叙述都纳入“天道循环”的命运悲歌之中。它涵盖了前面两个叙述层次,因而成为浸透全书的一种心理情绪,使小说的文本含义超出了文中所叙述的具体历史事件,而烙上了人类共同命运的悲怆交响。小说的叙述诉求也达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三、《三国演义》士人文化心态与人物形象
综上可知,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由于创作者叙述诉求内涵的丰富性和流变性,使《三国演义》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包含着表现、反思和批判等多个交错悖反的价值层面,构成了《三国演义》文本价值谱系的内在机制,并且强力地支撑和制约着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而使人物形象的价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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