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的用人——魏延篇
论诸葛亮的用人——魏延篇 (第3/3页)
说诸葛亮未能重用魏延吗？
如同WOWOO兄所说一样，魏延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的人。如果大家细心看过《三国志》的话，我们就能发现魏延其实和关羽在很多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关羽“刚而自矜”，魏延“性矜高”；关羽“善待士卒”，魏延“善养士卒”；关羽“骄于士大夫”，魏延“当时皆避下之”。一个不善于团结队伍的将领不是一个好将领。关羽最后也就是因为“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如果把军事大权交由魏延，谁又能保证魏延不走上关羽的同一条道路呢？（而且在陈寿评论魏延、杨仪时，也说道“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军人？而军人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做为一个军人，首要任务就是要服从上级下达的命令，贯彻上级给予的的方针意图。而做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就应该至始至终把国家、人民、部队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应该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魏延在北伐时，应该说对诸葛亮下达的命令还是能尽心尽职地完成的。虽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也能以服从命令为已任。应该说，在这点上，魏延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在诸葛亮过世后，魏延还有此意识吗？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见《魏延传》）。如果仔细回味魏延所说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魏延想要继续完成北伐的大业。“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第二：是想表现自己。“丞相虽亡，吾自见在”；第三：即为不服杨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的上述三个想法，除了第一种还可以说是为国为民的味道，而后两种则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目的了。且不论魏延是为公还是为私，违抗诸葛亮撤军的命令，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损害蜀汉国家利益的行为。公然不服从命令，大搞个人意气之争，致国家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抢在撤退部队的前面，擅自破坏南归的栈道，企图搞“兵谏”。当时的蜀军处于进不可进、退无可退的险境，前有魏延率军拦截，后有司马懿带兵追赶，如果不是有姜维和杨仪的巧妙安排，“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和司马懿对张合之死还心存余悸，十万欲南归的蜀军完全有可能因为魏延与杨仪的意气之争，而全军覆没。以致于王平上前质问魏延，连魏延的部下也知道曲在已方，纷纷离魏延而去，这就叫做“失道者寡助”！以一已私怨，致国家利益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这样的人还能算是真正的军人吗？
诸葛亮用人一直主张德才皆备，但并未以此来苛求别人。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来说，忠就是首要之德。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见《蒋琬传》）；他赞董和“有忠于国”。（见《董和传》）；他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见《陈震传》）；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见《杨洪传》）。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见《王平传》）；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见《姜维传》）。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见《李严传》）；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见《廖立传》）。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人，都可以提拔之。所以他对像法正、李严、何祗、魏延、刘巴、杨仪、张裔之类身上有性格缺陷的人也一视公平，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不是非常相像吗？
写下此文，并非要刻意贬低魏延其人，而是想让大家能更清楚地了解到诸葛亮用人的策略与原则。诸葛亮并没有因为魏延身上有些毛病而弃用之，相反在北伐中始终委延以重任。但是魏延此人虽有大将之才，却无大将所应具有的气度与品德。因此诸葛亮任魏延为“先锋，督前部”，是用魏延军事之所长。而不把军事大权交由魏延，则是避其性格之短。这也正是诸葛亮用魏延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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