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传
郭嘉传 (第2/3页)
。
其八为“明胜”。“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袁绍出身官宦世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媚之徒，言听计从，而不喜欢直言进谏之人，不愿采纳他们的意见。袁绍本人又浮躁而无大度，必然导致手下智者窝里互斗，大臣争权夺利，智谋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剂。袁绍又听信谗言，为谗言所蒙蔽，结果正直的智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却横行无忌。曹操用人有方，谗言不行，内部团结，这就在“明”上超过了袁绍。
其九为“文胜”。“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绍不辩是非，而曹操善于以礼和法治国，是是而非非，此即又胜。
其十为“武胜”。“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袁绍不懂军机，却非常喜欢虚张声势；而曹操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令敌人惊恐，这就在军事上胜过了袁绍。
郭嘉真是曹操智囊人物中之使使者，这一篇十胜的大道理可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不管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褒一个贬一个的成份，看他从高处俯察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比较论述，是切中要害。这里面的政治领导术、军事才干术、经营管理术、做人处世术等等，都是作为一种标准提出来的。首先郭嘉置人性于首位，反映出当时智谋之士对人的天性的重视。以下九条，首先要打出顺从民意的旗帜，提出宽严相济的政策，强调用人者信人，切忌胡乱猜疑，而且要唯才是用，不搞裙带关系。在策略上，要打有准备之仗，决不轻举盲动。要善于把握时机，决策果敢，不失时机，创造时机、要待人以诚，不讲排场，不作表面文章。从整体着眼，通盘考虑人事，避免顾此失彼，脱离群众。能顶住各种巧已令色之徒，去揭穿那些挑拨离间者的丑恶嘴脸。自己则正大光明，对风言风语能明辨来源，分清虚实。处理问题是非清楚，赏罚严明。不论干什么，能具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胆识与本领。这位封建时代智谋人物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精义，非常有继承或借鉴的价值。
同时，郭嘉从袁、曹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实力、人心向背，以及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从而得出了曹操“十胜”的结论，这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判定。曹操的其地谋士，如荀彧或和贾诩，也曾对官渡之战前的袁、曹对峙形势作过分析和预测，也都预见到了曹操必会击败袁绍的结局，这些都被后来的实践证明。荀彧曾预言曹操有“四胜”，即度胜。谋胜。武胜、德胜；贾诩预见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作了同样正确的判断，都对坚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郭嘉的分析最为详尽、细致、深入和准确。不是无端臆测，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详尽地了解了双方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演绎、推理、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郭嘉能够精确地．科学地预见曹操“十胜”，证明他的确是一位高明的谋士。
四、预断孙亡
文章来源: [url=http://bbs/viewthread.php?tid=367117]
三国时期，吴国雄踞江东，立国时间最长。吴国的基业，就是由少年才俊孙策开创的。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东汉熹平四年（175）出生在当地一豪门大族。孙策的父亲孙坚，字文台，早年做过县令。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孙坚率“乡里少年”和招募的丁壮1000多人，跟着右中即将朱儁镇压起义军。由于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别部司马。后来，他又随车骑将军张温到凉州，进攻割据势力迈章、韩遂，回京后，拜为议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孙坚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他先后镇压了长抄、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起义，被封为乌桓候。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北上，沿途征伐不断，实力渐增。他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会见袁术，袁术表奏地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袁术与刘表争夺荆州时，孙坚为先锋，连败刘表的大将黄祖。在进围襄阳时，被黄祖的手下暗箭射死。
孙坚死时，孙策正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他年少才俊，喜交结各方豪杰，胸怀复仇之志。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十二月，他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求教于江淮名士张紘，询问当时世务。他问张紘：
“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先君
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张紘向他讲述对时局的意见：
“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阳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 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栽？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孙策接受张紘的意见，定下图取江东之计。兴平三年（195），孙坚旧部朱治见袁木政德不立，亦劝孙策取江东，创立基业。那时候，孙策的舅舅吴景进击樊能、张英，一年多也未攻克。孙策乘机向袁术献策：
“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上招募，可得3万兵，以佐明使君医济汉室。”
袁术对此非常感兴趣，使任命他为折冲校尉．率兵渡江。孙策统率其父旧部程普、黄盖、韩当。朱治、吕范等及士兵千人。马数十四东进。在寿春的宾客蒋钦、周泰、陈武等带领几百人也随策渡江，后周瑜也率兵迎接并动以资粮。到历阳（今江苏和县）时，已包罗部众五六千人。
孙策渡江后，在仅四年的时间里，驰骋疆场，东征西讨，次第削平江东割据势力，占有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独霸江东，创建基业。其开国时间之迅速，大大超过曹操和刘备。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孙策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其战略决策英明，“乱世务边”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勇决果断的过人之处。其次，孙策善于拢络人心，“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再次是军纪严明，所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故民心向之。当然，孙策用兵，“猛锐神速，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亦即他所具有的大将素质、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是个很大原因。他自渡江以来，攻必克，战必胜，人闻孙郎来，莫不望风而靡。袁木曾欣羡地感慨说：“我如果有孙郎这样的儿子，纵然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了。”
孙策渡江开拓江东的次年，拓地日广，实力强盛，羽毛丰满，遂想脱离袁术而独立。他听到袁术在寿春欲称帝，遂与之绝交。建安二年（197）正月，袁术称帝后，孙策遂采取北结曹操以抗袁术的政策，与曹操结好，曹操表封他为骑都尉，袭乌植侯，领会稽太守。后曹操闻知孙策平定江南，深感忧虑，但因无力分兵与之争锋，便只好眼看着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而没有办法。曹操虽一再设法拉拢孙策，但孙策却不肯受他节制。
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后太空虚。孙策选择这个时机，确定了一个“阴袭许昌，迎汉帝”的计划。他部署好军队，临江待发。
闻讯后，曹操集团的谋上将领“众闻皆惧”。因为孙策骁勇善战，又有著名谋士周瑜辅佐，这对曹操是个极大的威胁。然而郭嘉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孙策不会构成很大威胁，料定孙策此举，难以成行。众人对此大惑不解。郭嘉解释并进而推测说：“孙策刚刚吞并江东，所诛者尽为才使。这些人手下都有一些敢死忠诚之士；他们一定会替他们的主人报仇。孙策为人浮躁而不警惕，纵使兵士众多，也如同独行旷野。如果遇到埋伏的刺客起而偷袭，孙策就只能一个人抵抗。在我看来，这个人必死于匹夫之手。”
众人听了郭嘉的预言，仍然心有疑虑。信的是他的分析很有道理，疑的是孙策是否真的“必死于匹夫之手”。但不久，这个似乎难以置信的预测，却为事实所证明。史载“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大家都对郭嘉的料事如神赞叹不已，深深为之折服。
原来，许贡担任吴郡太守时，曾上表汉帝，建议将孙策“召还京邑”，“若放于外必作世患”。孙策闻知大怒。遂率军南取钱塘（今浙江杭州附近），先使许责无法与会稽王朗构成联盟，以相抗拒；然后再移兵北上，一举攻占吴郡，并绞杀了许贡。许贡死后，有三个门客，常想寻找机会，为他们的主人报仇，但一直没有找着机会。孙策平时极爱打猪，常轻装简从，外出射猎。手下多次向他送谏勿随意外出。孙策虽然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但却又总是改不掉自己的习惯。《三国演义》描写道：
“一日，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赶超一大鹿，策纵马上山逐之。正赶之间，只见树林之内有三个人持枪带弓而立。策勒马问日：‘汝等何人？’答曰：‘乃韩当军士也。在此射鹿。’策方举辔欲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刺。策大惊，急取佩剑从马上砍去，剑刃忽坠，止存剑把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正中孙策面颊。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应弦而倒。那—人举枪向孙策乱搠，大叫曰：‘我等是许贡家客，特来为主人报仇！’策别无器械，只以弓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战不退。策身被数枪，马亦带伤。正危急之时，程普引数人至。孙策大叫：杀贼！程普引众齐上，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看孙策时，血流满面，被伤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伤处，救回吴会养病。”
是夜，孙策因伤重而卒，年仅26岁，由其弟孙权袭领部众。孙策为郭嘉所言中，死在将袭许都之时，也许出于偶然。所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说：“嘉料孙策轻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
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盖事之偶合。”但是，他可以预测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则表明他对于各个政治军事集团有着深刻了解，对其意图能洞察秋毫，对其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也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杰出的谋略家，郭嘉虽然身在曹营忙于军务，但对孙策统治下的江东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多种矛盾的发展趋势却是成竹在胸。尤为难得的是，他能够对极为准确地分析、判断能掌握的材料，从而得出异于寻常的精确预见。
五、智破袁氏
文章来源: [url=http://bbs/viewthread.php?tid=367117]
当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崛起之后，他们均有图王之志，因此，双方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已是势所难免。
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绍就曾说过：“我要南面据守黄河，北面控制燕代，再率河北将士，南向以争天下。”到建安四年（199）六月，袁绍消灭了公孙瓒后，占有青、冀、并、幽四州之地，军队增至数十万人，势力更加强盛。他召集将领和谋士们研究作战方案，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接受郭图、市配的意见，确定了“立即进攻，集中兵力，直捣许昌”的作战方针。遂选精兵10万，精骑万匹，胡骑8000，南下谋攻许昌。
曹操手下众人对袁绍出兵仍存畏惧，经过曹操和荀彧或等人的解释、鼓动后，方才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去迎击敌人。当时，曹操调精兵2万，于199年八月进军黎阳，主动迎敌。
哪知，正当曹操部署对袁绍作战的时候，199年十二月，原来依附曹操的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自据徐、邳等，起兵反曹，与袁绍遥相呼应。
是时，东海郡及附近的郡、县大多归附刘备，军队增至好几万人，声势颇为浩大。遇此意外，曹操意欲亲征迅速打败刘备，以防两面受敌。
另外，曹操很早就看出，将来与他争雄天下者必是刘备，所以他曾对刘备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以前刘备失败来投，他予以笼络。后来，刘备要领兵去击袁术，曹操也准其离去。当时，郭嘉就曾牵马劝谏：“放备，变作矣！”并说：“纵不杀备，亦不当使之去。”又引古语：“一日纵敌，万世之患”为证。曹操听后，大为懊悔，遂令许褚率兵追赶。结果，刘备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雷，一去再不复返，曹操“恨不用（郭）嘉之言”。如今，面临刘备的公然反叛，曹操必然非常重视。
但是，曹操帐下的将领对此却不理解。他们对曹操说：“与您争天下的主要是袁绍。如今袁绍正率兵打过来，您却要放弃袁绍下打，而去东征刘备。万一袁绍从背后乘虚而入，那可怎么办？”
曹操解释说：“刘备乃人中之杰，今不除之，必为后患。”
在这关键时刻，郭嘉赞同曹操意见，他说：“袁绍生性迟疑，即便来攻，也不会迅速。刘备起兵不久，民心本附，力量又不大，迅速攻击，一定可以把他击败。这关系到生死存亡，千万可不能失去啊！”于是，曹操下定决心，亲率精兵兼程东进，迅速攻破彭城、下邳，迫降了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妻子被俘，他只身逃往河北，投靠袁绍。
东征刘备，应该说是官渡大战的一个前奏曲。对曹操来说，与袁绍决战在即，如果不迅速扑灭刘备的反叛势力，任其在心腹地区星火燎原，势必就要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大战之前，先肃清次敌，以巩固后方，实属高明之举。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决策无疑很对。问题在于，诸将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因为对袁绍而言，刘备起兵之时，也正是他乘机猛攻曹军的绝好时机。因此，曹操帐下将领的担心，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诸将表示反对时，连曹操也有些迟疑不决，便“疑”而问郭嘉。郭嘉的一席话，使人茅塞顿开。他就袁绍、刘备两方作了分析，如果曹操东征，袁绍很可能先坐壁上观，不会立刻进兵（后来事实果是如此），这当然最好。如果万一袁绍出兵，也“来必不速”，这是由其“性迟而多疑”所决定的，如此就给了曹操短暂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的时间。而关键在于，曹军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能迅速平叛取得胜利。如果东征长期下去，难以击败刘备，那么东征也就不可取了。而这一点又取决于曹、刘双方的实力对比。郭嘉对比了双方的兵力、战斗力、士气、民心之后，断言“急击之必败”，也完全符合军事学的基本规律。曹操听了他的分析，下定决心，终于获胜。反观袁绍一方，在曹操东征之时，谋士田丰建议袁绍；“曹操与刘备正在交战，战事恐不能很快解决。公举兵袭击他的后方，可以一战而取得胜利。”田丰虽然错认曹操无法迅速击败刘备，然而曹操集团极为畏惧的却是乘虚出击。不料，袁绍意借口他儿子有病，未采纳田丰的建议，按兵不动。田丰闻此，“以杖击地日：‘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长叹而出。”
在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郭嘉抓住良机恰到好处。时刻把握事物在错综复杂中的运行情况与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根据条件，不放过有利时机，这是谋士们不可缺少的智慧。时机往往只有一次，稍纵即逝，一去不返。人们常说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劝诫人们要善于抓住事物变化的枢纽，把握重要关系的环节，善于随机应变。这需要有慧眼！在时机出现时发现它，捕捉住它，决不放过。
在这一点上．郭嘉与田丰无疑都具有这种慧眼。郭嘉称东征刘备是“存亡之机，不可失也”；田丰说是“难遇之时……失此机会。大事去矣……”由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同一思想：时机千载难逢，极为可贵；能否抓住它，关系巨大，影响深远。
发现时机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看能否把握住它。就这一点而言，郭嘉成功而田车却失败了。此中深层根源在于，他们都是谋士。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他们都发现了时机，指明了抓住时机的方法，但最终的决策人——曹操和袁绍，却一个采纳一个弃而不顾，因此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事物异趋，变异多多，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多向选择的可能。要抓住时机，就必须预见到事物最终的唯一趋势，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这样自然会有冒险性，这也就更需要胆识和准确的预测判断能力。因此，预见性可说是谋略家们必备的才能。在这一方面，田丰与郭嘉相比，也不免稍逊一筹。郭嘉预见到东征刘备，必能速胜，其间袁绍极可能不会出兵；即使出兵，因行动迟缓，也无关大局，后来事实都——一验证了其准确性。田丰一误为断言曹操不能速胜刘备，二误为择主不明，虽有良谋，岂不知其主公的性格怎样？竟幻想表绍会听纳自己的建议，这就难免要失败了。准确的预见性是建立在知已知彼之上，郭嘉对袁绍的了解与认识，似乎比田丰要深刻得多，这正是他成功的根源所在。
击败刘备后，曹操迅速调兵官渡。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围攻白马，以保障主力渡河。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将袁军引诱至延津，接着他率军急赴白马解围。未行10余里，硬与颜良相遇。颜良一见，大惊失色，只好仓促迎战。曹操令张辽、关羽先攻颜良。关羽一眼望见了颜良的麾盖，策马如飞，直逼麾下，刺杀颜良千万军之中。袁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白马之围很快被解。
盛怒之下，袁绍下令全军渡河追击，命大将文丑率5000轻骑为先锋。
这时，曹操已率兵马向官渡撤退。到了延津南坡，他下令让一部分骑兵解鞍放马，不多时，战马乱奔，器械满地。很快，文丑追了上来，见状以为曹军已经逃遁，便命令士兵收拾“战利品”。岂料，曹操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600精卒，飞身上马，冲向袁军，势如破竹。袁军始料不及，一触即溃，大将文丑也成了刀下之鬼。
遭此惨败，袁绍不肯善罢干休，令将士继续进至，一直追到官渡，才安营扎寨。这时，曹军早已布好阵势，坚守营垒。袁绍令士兵在营管外面堆起土山，垒起高台，叫弓箭手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向曹营放箭。曹军官兵只好用盾牌遮住身子，才能在营中行走。
曹操深虑此被动状态，急召众谋臣商议，最后设计出一种霹雳车。这种车上装有机钮，扳动机钮，十几斤重的石头就可飞出300多步。这样一来，袁军的高台被击垮，弓箭手被打得头破血流，死伤天数。袁绍又叫士兵在夜里偷偷挖地道，准备偷袭曹营。曹军发觉后，在兵营前控了一道深深的长堑，切断了地道的出口。袁军的偷袭计划又失败了。
如此，两军对峙，均难有进展。
相持数日，曹军兵少粮缺，士卒疲乏。曹操曾想放弃官渡，退守许昌。谋士荀彧写信劝说：“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于是，曹操决心加强防守，苦撑危局，静观其变，寻求战机。
果然，袁军内部不久出现矛盾。谋士许攸给袁绍献计；让他趁许都空虚，派一支人马绕过官渡，偷袭许都。袁绍不听，固执地说：“我要当先取操！”偏巧，许攸家人犯法，已被收监。许攸闻讯，登时大怒，连夜投奔了曹操。曹操刚脱了靴子想睡，听说许攸来见，喜不自胜，跳足出迎。一见面，曹操抚掌笑说：“君至，我大事有望。”
许攸向曹操提供了袁军屯粮鸟巢，防备不严的情报，建议曹操出奇兵偷袭，烧其粮草。若是，“不出三日，绍必大败。”曹操闻之甚喜，并马上行动。他留曹洪、荀攸守大营，自己亲率精锐步骑5000人，打着袁军的旗帜，利用夜晚悄悄从小路赶到鸟巢。半夜抵达后，曹军围住粮囤，四面放火，把1万丰粮草烧为乌有。
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前线，袁军尽皆慌乱不堪，军心大乱。大将张部、高览临阵倒戈，率部投降了曹操。曹军乘势猛攻，分线出击，袁军四处逃散。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连盔甲都来不及穿戴，便率领800骑兵仓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