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时候的南京杂谈

    东吴时候的南京杂谈 (第3/3页)

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业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3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业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3万人在宁镇丘陵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14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练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分另相当于汉代“五铢钱”500个和1000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60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武昌)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60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43个郡(相当于今地区一级)、313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1倍多。户数有5.23万户,男女人口230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部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童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童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40年,掠夺人口达10~20万人,副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1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以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司马伷、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俊和唐彬等8名。前6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武昌)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民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东吴亡国以后,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曾经在他的名著——《三都赋》中,对吴都建业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为了收集魏、蜀、吴三国都城状况的素材,不仅博览了群书,考核各种图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谣故事,积十年之久完成此赋。他在描写建业的“苑路”(御道)时说:“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据说这部《三都赋》刚刚写成,西晋首都洛阳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传抄,以致市场上的纸价突然上涨数倍。这就是“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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