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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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卷首 (第1/3页)

    长篇评话《三国》源远流长,早在北宋年间就出现了“说三分”(专说三国故事的“说话”),到元代至治年间,说话人的脚本《全相三国志平话》便刊印于世,至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广集有关三国的史书、传记、说话、平话以及金院本、元杂剧等为材料的基础上,撰成《三国演义》。此后,又经民间艺人的再创作,逐步形成了南北几个不同风格的评话、评书,长期演出于书场、茶楼,流传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我国人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

    一

    我父亲张玉书(1904-1968)曾听前辈艺人回忆说,在清光绪年间,我们苏州评弹界中曾一度出现了争说、争学、争搬、争传长篇弹词《描金凤》的热潮,有的说《锦袍归》,有的学《双凤奇》,有的传四十六回绣像本,有的照搬当时的滩簧、戏曲等等;与此相反,对长篇评话《三国》却出现了无人说,无人学,无人续的状况。因为当时苏州评话的《三国》基本上只说建安十三年的事,总是博望、新野、赤壁三蓬火,多年来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与创新,听众听来听去总是老一套,久而生厌。因此,营业每况愈下,场方少有问津,演员只得改行或换书。苏州评话的《三国》竟中断一时。

    此时,惟有许文安先生觉得《三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好书。许是早在夏荷生之前弹唱《描金凤》的知名艺人,他见《三国》的境遇如此之惨,深感不安,就有意钩沉磨洗,将它重新搬上书台。可是,当时连个脚本也觅不到,怎么办呢?许先生决计重起炉灶,点薪升火。于是,他在每天演唱《描金凤》之余,利用散场后至深夜的时间,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等进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缜密考虑和准备,毅然决然抛下三弦,改碰醒木,放弃了已经说得很熟练、很有影响的热门长篇弹词《描金凤》,改说同行们视作畏途的长篇评话《三国》。他先是基本上“照黑而断”(即照演义本说),在实践中不断创造、丰富,然后再整理出自已所说的脚本。

    一人开路,后继有人。我的太先生黄兆麟于一九○○年左右拜许文安为师。黄拜师时年仅十三岁,许刚好是三十岁。数年之后,唐再良也拜许文安为师。黄兆麟出身于艺人世家,其父黄永年是擅说《五义图》《绿牡丹》的著名评话演员。他学了不到三年就满师了,然后再随父学艺。

    黄兆麟登台之后,感到《三国》的开卷书比较松散、沉闷,不容易一下子就抓住听众。于是,就改从“屯土山约法三章”开始,将前面几回书中有用的情节分别插于后书内,直至潼关战马超结束。使书情更加紧凑、精炼,更有艺术感染力。他的表演艺术特佳,尤其善脚色、手面和表演开打,台风稳重,衷气充沛,动作豁达,八技精湛,风格与众迥异,面貌焕然一新,誉满苏南一带,有“活赵云”之称。他独特的书路和表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黄派《三国》。当时,苏州评话灌制唱片者唯其一人。

    二

    黄兆麟一生,就收了我父亲张玉书一人为徒。

    我家祖居苏州齐门外冰凌浜。祖父因患臌胀病,家境因苦,全靠和我祖母、父亲一起以缫丝、卖粽为生。每逢黄兆麟说《三国》,我祖父便带了父亲去听[阝岂](注一)壁书,从来不脱一档。

    一天,黄兆麟照例到苏州齐门外悦来书场说《三国》,刚下书台,场东就跟他说,请他收个徒弟。黄兆麟从来不收门徒,但一听介绍,孩子桂宝姓张,贫苦人家出身,虽只读了两年私塾,却特别好读《三国演义》,且对他的书十分喜爱,档档用心听学,所以听过之书竟能头头是道,几乎可以背将出来。黄兆麟听后很受感动,答应收他为徒。但有言在先,跟他学艺,只传一年,并言明细则。于是,我祖父立即“合会”凑齐了三十块银元的拜师礼,择日拜师。还请说《隋唐》的老艺人张震伯给我父亲取了个“玉书”的艺名,因黄兆麟被誉为“金麒麟”,此名寓意为“麒麟角上挂玉书”。

    拜师后,黄兆麟坐着包车上书场,我父亲就在车后跟,因为路远。先生早已到了书场,而他却还在匆匆赶路。往往等他赶到书场,只能听到下半回书了。有时因服侍先生和做家务杂事后,身体疲乏过度,在听书时困倦难支,不觉朦胧睡去。照此下去,岂能学得好书?我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到书场坐定,便从身边拿出一枚扎底针捏在手中,放到腿上,打瞌[目充]时人一[目充],针就往腿上一戳,“喔哟”一声,戳醒了再听(这是前辈艺人徐筱愚告诉我的)……就这样,一共跟先生学了一年,实际最多相当于十个月时间。此后,我父亲就返回家乡,在农村继续苦练,边穿板刷做工,边在夜间说书。自知“奶水”不足,还须补课,加上先天条件又差,不能完全照搬先生的表演艺术,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他博采广纳,兼收并蓄,苦心琢磨,发愤图强。例如,他在苏州临顿路金谷书场听吴寿良的《三国》数月,得益匪浅。吴寿良与黄兆麟是师弟兄,他俩各成一派,吴“滑口”,善风趣笑谑,常以引人一噱来挑松书情,而黄却是善手面、脚色,讲究气派、台风。我父亲就吸取两家之长,融会贯通,化为己有。又如,当时浒墅关有个周荣刚,会说几回后《三国》,虽则只是片断,放在正书之前作为“大书开篇”似的送讲的,但我父亲也认真去听。还有上海城隍庙的郭少梅,也是说《三国》的,我父亲自己没有机会去听,就从郭的听众中了解其书艺。

    除了听书之外,我父亲还博览群籍,看了许多有关《三国》的书,《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当然不必说了,另外还读了《草庐记》、《刘玄德三顾茅庐》、《赤壁记》、《赤壁赋》、《征蛮记》、《诸葛出师》等等,还广泛搜集有关三国的民间传说。《三国》之外的书籍,他也参阅了不少,其中如《东周列国志》、两汉演义、《水浒》等。他看得很熟,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借鉴溶化到《三国》中来。

    在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知识后,我父亲便开始了他边说书,边攻书,边编书的艺术生涯。他考虑到,苏州评话的《三国》只说“三蓬火”实在可惜,大有发展余地。于是,他以《三国演义》中原有的西川书为骨架,参考了诸葛出师表与《圣迹图》等材料,经过反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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