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卷首
写在卷首 (第2/3页)
究之后，把书中有关的人物统统安排在西川的各个口子上，有的在陆路，有的在水路，然后进行大胆的发挥创造，使书中的大关节及人物、时间、地点等都有据可查，而在具体情节、细节方面作了大量的虚构和创造。他边创作，边实践，边修改，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苏州评话中所特有的一百回西川书。接着，又创作了东川书、荆州书、彝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后《三国》书。
由于我父亲是艺人编书，特别注重作品在书台上的演出效果，在关子的组织，说表、角色与开打的安排，说书人的评点、衬托等，都运用得当。在书情方面尽量避免雷同，力求富于变化。例如，七擒孟获就有七种不同的处理：初擒是魏延在桥梁上擒的；二擒是孟获部下同室操戈，将他绑送来的；三擒是马岱扮了渔夫在船上擒拿的；四擒是赵云空手而擒；五擒是邻邦杨峰助孔明擒着的；六擒是王平扮了蛮兵将他捉来的：七擒是他自愿受缚。七纵也各不相同：或放于帐上；或释于河边；有不与之相见即放；有笑容相待而放；有怒目横眉而放……在人物性格的刻划方面，也注意到其发展、变化。例如，后《三国》的赵云已是武老生，孔明也是京剧中戴黪三的人物了，由于年龄、阅历、身份的变化，书中给予他们的语言、行为、思想等，都要与前《三国》时有所不同。
我父亲在苦心创作后《三国》的同时，对前《三国》的修改、整理也从未放松过。相反，后《三国》的创作，启发和推动了对前《三国》丰富、发展。譬如，写到彝陵之战的“守江口书生拜大将”，就觉察到陆逊这个风云人物迟至此时出场，实在有点“埋没人才”，又想到陆逊的拜将乃是阚泽以全家性命担保的，而阚泽大夫曾在赤壁之战中献过诈降书，那末，何不让陆伯言也在赤壁之战中露露头角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嘛！应当让能够出场的名士，都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中显显身手。于是，就构思创作了一回“计遣陆逊”的书，安插在“孔明看病”与“借东风”之间，既丰富了书情，增加了跌宕，为借东风这一关子作了铺垫、烘托，而且为十三年后陆逊拜将以及孔明八阵图放陆逊都作了伏笔。这种创作方法，可说是我父亲编书的一大特点，即善于调动一切有用因素，使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如：《千里走单骑》中，有一回“郭子盗马”，他就在后《三国》中创作了一回“大闹郭家庄”；前《三国》有个“小霸王一箭定姑苏”的情节，而这段书我们是不说的，于是，我父亲就把它移花接木搬到后《三国》来，演化成“黄汉升一箭定葭萌”。所以，当时许多评弹界的同行特别喜欢听我父亲的书，如已故著名弹词演员周玉泉，曾特地请了代书，抽出身来听我父亲演出。弹词名家姚荫梅先生，也经常听我父亲的《三国》。这大约是因为我父亲书中许多东西是在别人的《三国》里所听不到的，特别新奇、别致，同时对自己的创造也能有所启发、借鉴的缘故吧。
《三国》中战斗场面很多，而战法往往雷同，显得单调、乏味。但是《三国》又不同于一些公案、剑侠、神怪书，它的兵、将之多，胜过其它任何一部评话，而所用的武器却只以刀枪为主，怎么变化、丰富？我父亲就在武器的式样、重量、名称、装饰等方面动脑筋，同样是刀枪，要写出其不同之处；武器有了区别，刀法、枪法也就随之有所变化。我父亲还在刀头、刀盘、刀背、刀杆、刀钻、枪尖、留情结、枪杆、枪钻等东西上想花样，从而创造新的战法，甚至使枪上的红缨也发挥作用，增强书情的趣味性和艺术魅力。再如，其它有些评话中往往有许多暗器，而《三国》中不过是一只飞爪，一个流星锤，最常用的就是一支箭。于是，我父亲就在弓箭的式样、特性以及箭法上下功夫，使之在单一中寓有丰富，在一般中点出特殊。
除了丰富书情，增加变化之外，我父亲更主要的是在书理和人物性格方面进行推敲、改进。这两个方面住往紧密联系的。譬如赵子龙三冲长坂坡，为什么他单枪匹马能在八十三万大军的营中冲杀一昼夜时，枪挑五十四员曹将，伐倒大旗一杆（注二），救出小主阿斗？就充分写出了曹操由于爱将而受了徐庶的愚弄，一心要活捉赵云，传令全军不得损伤“孤穷将”分毫；徐庶又将此情面告赵云，因而子龙毫无顾忌。再加上文聘的帮助，使赵云既能找到主母、小主，而又避重就轻。还有地理条件等等因素。否则，长坂坡这段书就令人觉得不可信，甚至失去兴趣。再如，关羽在降曹时言明不听曹操将令的，为什么白马坡一仗他又愿意为曹操出战，替他解此重围？这就必须着力刻划关羽的高傲自大和曹操的奸诈狡黠。曹操激将成功之后，又针对关羽的性格，在他出战之前安排了前所未有的隆重场面。关云长自以为威风显赫，而曹操却别有用心：一是迫使关羽拼力死战，为他打胜这关键的一仗；二是万一不能取胜。料定关羽必然无脸回营，肯定拔剑自刎。这样，即使刘备不死，也断了一条臂膀。这两种结局，对曹操都是有利的。
我们评弹界有句俗话，叫做“关子毒如砒”。的确，关子组织得好坏，对演出效果和上座率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往往有些关子是“笸箩大的水花，扫帚大的尾巴，捞起来只糠虾”。如：火烧赤壁，在未烧之前听众寄于很大的希望，待到一烧起来，觉得并没有多少名堂，反而感到乏味。因此，上座率陆续下降，八十三万人马烧光，书场里听众也跑光。这就对续书很不利。我父亲在实践中逐步克服了这个问题，弥补了原书之不足，充实了这个关子的内容。特别是在一个关子结束，过渡到另一大段落时，对那几回接榫的“弄堂书”特别下功夫，做到书软而神不散，透情而不漏底，使听众仍旧带有悬念，产生穷底追览之念。
总之，我父亲刻苦自攻，潜心钻研，四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由于长年伏案写作，臀部生了坐瘢疮，他还继续埋头苦干，直到去世时，身上还是疮疤累累。写书没有纸，就把初稿写在旧报纸上；因付不起电费而被剪了电线后，就点了蜡烛、油灯写。有时还把熟读《三国志》、宣讲三国故事的塾师、道士请到家里议书。即使在路上行走，脑子里也在想书，常常因此而撞到电线杆上。日伪时期，父亲有一次因边走路边想书入了神，路过齐门，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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