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卷首
写在卷首 (第3/3页)
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竟挨了一记耳光。我母亲知道后，焚香点烛，为之祛邪。我父亲编写、修改苏州评话《三国》的过程，可说是他刻苦磨炼意志的过程，也是反复修改丰富、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惟其如此，才使这部长篇评话逐步成熟，脍炙人口。
三
我从一九四二年起，陆陆续续接受父亲的口吐传授，至一九四三年后，才比较系统地学书和逐渐入门。十三岁开始登台说书。家教甚严。父亲对我的学艺从不放松丝毫，天蒙蒙亮，就叫我起床练功、学书，并常常教导我如何避己所短，扬己所长。他对我说：”你太先生黄兆麟的特长是脚色、手面、开打以及八技等，我虽然都学下来了，但因为当时一面创作、一面演出，甚至演出中还要进行即兴的口头创作，所以只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嘴巴上，至于脚色、手面等就顾不上了，一考虑这些，嘴里就要吃螺蛳。而你现在应该把太先生的这些精粹继承下来。”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使我获得了太先生的真传，并根据自己的条件，稍加变化，因此在这些方面能够略有所长。
由于时代的发展，本人和听众思想水平的提高，书中有些我父亲当时还未曾发现，或者发现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就摆到了我们这代人的面前。譬如：刘备的马跃檀溪，原来是用封建迷信的观点来说的；因为刘备将来是要做皇帝的，所以的卢非但不妨他，反而神话般地救了他的命。现在我们当然要对它进行修改，使之合理化（当然并不否定艺术夸张）。再如，庞统落凤坡中箭身亡，原来非但归罪于的卢的妨主，而且说是诸葛亮早就从星象上看出庞统要死了，所以派马良送了封信去。假如我们现在仍旧这样说，听众肯定要嗤之以鼻，说是“热昏”；倘然把这个情节全部删掉，这倒是个再省力不过的办法。然而，这不是推陈出新的好办法。因为败家当是容易的，置家当就困难了。现在，我把它改为诸葛亮通过对时间（七夕、节日）、地点（落凤坡险隘）、形势（庞统舞剑杀刘璋失败）、人物（庞统狂妄、急躁、贪功的性格和张任出色的军事才能）等各方面的分析，料定庞统必定要利用七夕节日迸行偷袭，而张任必定估计到他这一着棋，事先必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这一天庞统必定有性命危险。但是，孔明为了简单而有效地阻止庞统在七夕进军，就利用大家对天和对他的迷信，依然在信内写上了“亮夜观乾象”云云。
又如，华容道关羽放曹，我故意把它说成孔明放曹操。听众先是一愣，以为我是“口冲”。接着，我就慢慢说明原委：正因为是诸葛亮要放曹操，才特意派关羽去镇守华容道，否则，他就遣别将去了。他放曹操的目的，首先是因为当时刘备根本无力统一中国，那末曹操一死势必造成群龙无首，诸侯割据，各自建国，称王称帝，互相兼并，战乱不息，生灵涂炭，国家分裂，他诸葛亮将成为千古罪人，刘备也无法得到三分天下。只有让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倒可以保证北部中国的统一，并牵制住江东孙权，刘备便可趁曹操创伤未愈，孙权却怕曹操来报赤壁之仇的机会，进军西川，再取东川，虎踞荆襄，占得三分天下，站稳脚跟，再图发展。其次是为了使关云长对他这个军师心悦诚服。我以为这样一改，既符合情理，又托出了诸葛亮这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并且多少能给听众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综上所述，这部长篇评话是经过三代人的发奋努力，才能成为今日书坛上深受广大听众欢迎和同行内家们称赞的，影响较大，艺术价值较高的书目。我个人在四十余年书坛艺术实践中体会到，我们这部长篇评话《三国》，不但在内容和情节上对原来的演义本作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在通俗化方面也比演义大大跨进了一步。它富有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特色，因此就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更易广泛流传。这部书不但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并且在历史、政治、军事、外交、文学等方面，也能给人以一定的知识与启示。在这一点上，也许这部《三国》要比苏州评话中大多数传统长篇来得更突出一些。但是，作为一部传统书目，它受原来演义的影响和一千多年来人们习惯倾向的制约，它仍然是从兴汉的角度出发来安排情节及塑造人物的，即仍然是扬刘抑曹的。在对一些具体事件、人物的描写、评论上，也不可避免地残留着旧时代的痕迹，反映着作者、演员的个人观点，以及偏重于现场演出效果等等。虽然在整理过程中作了一些删、接、移、改，但限于本人的思想、文化水平和时间的仓促，谬误不当之处一定不少，恳请广大读者及行家们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提高。
全书卷帙浩繁，可成二十分卷。前《三国》自“屯土山约法三章”始，至“卧龙吊孝”止，可集成八、九卷；后《三国》从“张松献图”到“五丈原孔明归天”，也可分为十二卷。
本书今天能与读者见面，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和对我个人的关心。因我患有冠心病，所以沙洲县委及县文教局领导决定让我停止演出。我就在养病期间记录整理这部《三国》。本人也出于对评弹艺术和这部优秀传统书目的热爱，抱病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对我大力支持、热情鼓励，更增强了我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信心和勇气，决心趁自己的大脑记忆力还未曾衰竭的时机，尽快地完成这项工作，不辜负党的关怀和希望，也可告慰在“文化大革命”时去世的父亲。
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施振眉同志对我这项工作的积极赞助和有力支持，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中途，委派蒋希均同志从杭州来到苏州，帮助我一起整理此书；还有曹新为我自始至终地抄写与修改。另外，我开始这项工作的初期，曾得到过沙洲县文化馆包文灿同志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国良
1988年 5月于苏州大石头巷
注一：因输入法所限，有个别文字无法正确输入，故或以相近字代替，或以两字拼起。
注二：此处应为“伐倒大旗两杆”，疑为张老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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