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 (第2/3页)
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第七十三回）。所以梁山好汉杀贪官杀污吏，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却从不伤害百姓，他们的斗争是有自己特定对象的。
然而，梁山好汉的“天”的思想却不仅仅是墨刑的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了儒家的思想。
在石碣刻文上，“侧面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第七十一回），宋江在接受招安的进城的时候，在队伍中竖起“顺天”、“护国”的旗帜。（第八十二回），燕青向天子所表白：“宋江这伙，旗子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才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第八十一回），所以梁山在接受招安后，“替天行道”就演变成忠君除暴的征辽、征方腊行为了。忠君爱民成为“天”新的思想含义。散落在民间的墨侠思想让他们知道在天子之上有一个代表“天意”的天，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又使得他们不可能把“天子”排斥在“天意”的概念之外，所以有人说“水浒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天”所蕴涵的思想实质是很复杂的。
在明白了“替天行道”中的“天”指的是什么后，再来看看“道”的含义。这个“道”，有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尚同”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若，众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水浒传》所要体现的是“八方共城，异姓一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实现社会成员最原始的生存条件。
虽然“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的思想含义是复杂甚至有些矛盾的，但是它却代表了绿林好汉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由风雪山神庙（林冲）、血溅鸳鸯楼（武松）、大闹翠屏山（杨雄）等个人行动转换成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集体行动，“替天行道”的思想无疑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以贤为能，纪律严明”是绿林好汉的组织原则。
如果说“替天行道”是这伙绿林好汉的行动的纲领，那么“以贤为能，纪律严明”便就是绿林好汉的组织原则。这样一个社会成分复杂的绿林集团有一套为大家所公认的人事组织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在“尚同”思想的规定下，墨家及绿林所奉行的是一条“以贤为能，纪律严明”的组织原则。鉴于无主则乱的教训，墨子提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天子一旦确立，其下就要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墨子提出的这一套选举办法，明显地带有原始氏族部落推选酋长的痕迹。虽然它质朴得近于原始，但却因其公正而能为追求大同世界的绿林侠士所接受。所以梁山英雄排位次是因为有碣石上“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著众义士的姓名。”（第七十回）；而晁盖就是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被推上寨主宝座的。王伦被火并，就是因为他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能得山寨之主！”（第十九回）无贤无能之人当然就做不得寨主；而宋江一上梁山，晁盖便主动让位与他；而宋江后来却一定要把寨主之位让给“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最后宋江被立为寨主虽然屡经周折，却是这一原则的细致体现和最终胜利。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公正的组织原则。所以绿林集团才不至于为争夺权利而发生内讧。使其空前的团结，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接受招安”是梁山起义的必然结局。
梁山好汉因为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而走在一起，他们也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内部组织原则，那么他们的抗争的结局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出路又是什么呢？
墨侠的政治社会理想尽管公正美好，但很难付诸实施，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现。墨子思想被排挤至民间的本身，已经预示受其影响的绿林事业的悲剧结局。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系统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是这种悲剧结局的宏观上的文化根源。所以梁山好汉需要在现实中寻找出一条即能保存自身实力的又切实可行的一条道路。
而“接受招安”似乎是唯一的结局。
首先，当时的宋王朝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对外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对内则有王庆、田虎、方腊的武装割据，可谓是内忧外患。长期的战争使生产得到严重破坏，期望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成为老百姓的心声。而以“替天行道”为政治纲领的梁山好汉，自然会把“出暴”“安良”维护老百姓利益为己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新的“天意”（如前文所说）正如九天玄女的旨意所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第四十一回），那么为实现“替天行道”的理想，接受招安，替朝廷扫除内忧外患，无疑成为最切实可行的道路。
其次，由于梁山社会成份是复杂，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如前文所说）而作为自然生存需要的墨家思想解决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存和温饱问题时，那些更多地注意温饱后的秩序和名分问题的社会生存需要的儒家思想自然就会抬头。在梁山起义事业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活不下去的问题。所以“贼”的名分和“忠君”的意识暂被抛到脑后，去赴汤蹈火，拯救自己和天下。随着人们生存状态的好转，那些以前来不及顾及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而解决名分和忠君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接受招安。宋江自然是这种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宋江本来就是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他既不满“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同情老百姓的疾苦生活。然而在他的思想潜意识中却有着很明显的“忠君”思想，希望拥护一个开明的君主，他的斗争有很大意义是起“清君侧”的作用；其次作为一山之主的他，也考虑到梁山好汉的出路问题，正如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饰演宋江的演员李雪健所说的：“宋江不是没本事的人，众望所归这四个字他担的得起，梁山好汉都是冲着宋江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走招安之路又能走什么路呢？”（见李雪健《走进宋江》一文）他希望梁山好汉能有一官半职，正如他对武松所说的“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历史上留个好名。”（第八十二回）；此外，作为小知识分子出身，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他，在人生观念上也很难摆脱传统的一些观念，如宋江时时不能忘却脸上金印的耻辱，认为这是“贼人”的象征，这也是他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伤痕。所以宋江的接受招安的思想是坚定的，甚至愿意做出一切妥协，比如他擒获了高俅却又把他给放了，无疑是为了自己的招安的道路作铺垫，最后他不得不去讨好宋徽宗的外宠名妓李师师希望能通过“枕头边的关节”（第七十二回）来实现招安的理想。当实现招安理想的时，他更是庆幸“今日方成正果。”（第八十二回）。作为梁山的主要头领把招安作为自己绿林事业的最后归宿，而事实上梁山也存在一批反招安的势力，如阮式兄弟把御酒换成河水；李逵撕碎皇帝的诏书；吴用设计大闹东京破坏招安的活动等，然而，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寻找出一条比招安更切实可行的道路，“封妻荫子”的思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然具有诱惑性，所以他们的反招安活动是为了武力取得朝廷更优惠的招安的政策，或者仅仅是为了唤回绿林豪侠的自尊，是为了更有面子接受招安而已。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也接受了招安的思想，并没有在招安问题上，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分裂。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有生存和温饱危机的下层民众更容易接受墨家思想；而生活优裕的贵族则更注意秩序和名分的稳定。但这二者又并非井水不犯河水，随着人们地位和境遇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也就会不断地游移在二者之间。事实上梁山好汉所追求的墨家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绿林事业的成功最多就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的王朝，正如李逵所言“哥哥做了大宋皇帝，我们都做了将军。”（第七十五回）。梁山起义事业是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绿林事业除了被统治者镇压以外他们的归宿和结局也大抵也是如此。
二：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
上文谈了许多的是绿林文化的政治上的一些表现特征，而事实上作为绿林英雄的梁山好汉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修养，去形而上地总结自己绿林文化的哲学基础以及其行为特征的。他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是具体形而下地表现为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那种以“义”为核心的“好汉”人格崇拜，其实就是将绿林豪杰凝聚起来的重要因素。梁山及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个个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自己不是好汉。
“义”的内涵非常复杂，首先，它指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适宜。其次，它还与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有关；再次，义还被内化为强调道德责任的伦理准则，在朝则忠孝节义，在野则忠诚信义。各阶层均以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伦理判断为准绳，或认同等级，或认同血缘，使“义”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流传和改作中，《水浒传》主要接受了市民和小生产者的道德人格观念，同时也受到正统文化观念的浸染，形成以俗文化为核心，以雅文化为氛围的多极“义”的人格观念。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正如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似乎成为绿林英雄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从先秦游侠、墨侠至后代绿林好汉最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观念，其实也是“替天行道”旗帜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抱打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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