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化的女性形象___《水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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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端化的女性形象___《水浒》论 (第1/3页)

    《水浒》(本文以流传较广的71回本为据)在中国流行的程度,恐怕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特别是它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大众阶层中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批评能够研究解释的范围。在许多时候,它已经成为某些社会群体(例如:农民社团、社会团伙、市民等)规范其社会行为的习惯法。正因为如此,《水浒》所散布出来的有关性别角色的观念,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水浒》对女性的藐视是有目共睹的,书中的所有女性人物都不过是男性人物行为心理的陪衬。所以早在60年代就有学者断言:《水浒》有“厌女症”①。如果《水浒》“厌女症”说成立,这也不是《水浒》独有的现象,以同样的道理推及《三国演义》、《西游记》,甚至《金瓶梅》都可以得出“厌女症”的结论。那么,“厌女”就不是一时一地一个作家的特例,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症之一。

    以往不多的分析《水浒》女性人物的文字,主要有“两分说”和“三分说”②。实际上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女性人物没有引起重视。那就是老太婆形象。

    《水浒》中的几类女性形象,几乎都走向了极端。有极淫荡的女性,如潘金莲、潘巧云;有极残忍的女性,如孙二娘、顾大嫂;有极阴毒的老太婆,如阎婆、王婆;也有极贞节的女性,如林冲娘子。《水浒》女性形象的极端化绝非偶然,这与作者对女性的审视密切相关。

    对**的排斥

    《水浒》是以封建时代的农民道德观念为蓝本塑造众多人物形象的。这种道德价值观与同时代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相同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以往人们的目光往往盯在《水浒》中表现出来的“有条件的造反有理”主题上,而对《水浒》其它方面所表现的道德保守性估计不足。《水浒》在性别观念上的狭隘性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水浒》将个人尊严放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上,对来自社会上层过分的压迫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一点无疑是《水浒》精华所在,但是《水浒》中通行的“人”或“个人”的概念,却完全没有女性在内。由于对**持强烈的反对与排斥态度;又由于作者将**与女性划等号,使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处理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水浒》好汉们啸聚山林,与官府豪强为敌,这要求他们要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然而,这种凝聚力既不可能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例如什么“替天行道”;也不可能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前者由于梁山好汉成分复杂而一直不能服众;后者则直接与绿林英雄求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相悖。结果,象梁山这样的被社会封杀的边缘群体就不得不求助于“义气”这类的特殊精神纽带。它要求男人和男人之间要同生死共患难。**由于其天然的排他性而成为这种“兄弟义气”最危险的瓦解力量。这恐怕是《水浒》作者极力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水浒》作者在杨雄、王英身上已经警示性地指出了这一点。

    《水浒》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女英雄;一是荡妇;一是贞女;一是三姑六婆类。

    在这几类女性形象中,着墨最多的是荡妇形象。她们如何淫荡;如何鬼于心计;如何谋害亲夫;如何没有廉耻,一一叙来,直到读者感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便让英雄对其剜心剖腹,完成大快人心的处罚。《水浒》中的女性人物本来就不多,而浓墨重彩加以描绘渲染的荡妇就有三位: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尤以对潘金莲的刻划影响最大。在作品中,这三个荡妇对丈夫的共同不满都集中在丈夫对房事冷漠(包括性能力不足)方面。这昭示了这类女人贪得无厌的性需求。宋江长得又矮又胖又黑,又一心都在豪杰义气上,对**兴趣不大;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杨雄虽身材雄壮,但职业所限,经常要“当牢上宿”。因此,这三个男人都让他们的妻子感到失望。性压抑的荡妇都正值妙龄,又生得如花似玉,因此,不愁没有钻穴逾墙的男人。

    这是阎婆惜的外貌:

    花容袅娜,玉质娉婷。髻横一片乌云,眉扫半弯新月。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玉笋纤纤,翠袖半笼无限意。星眼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离御苑,蕊珠仙子下尘寰。

    这是潘金莲的外貌: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宋江是小说中描写的一等好汉,全身心地关注世情,到处结交义士,无心耽恋女色,年过三十尚未婚娶。要不是王婆子“撮合山的嘴撺掇”,宋江仍无心成亲。“一个刁妻如同一架歪斜的牛轭。要想驾驭她就如同伸手拿蝎子。醉女人是个惹气包,她没有能力掩藏自己的无耻行为。你从妻子的放肆而淫荡的眼神中就可看出她是一个不老实的女人。”③基督教早期经典对坏女人的评价,与《水浒》如出一辙。“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把“儿女情”与“英雄气”对立起来,不象后来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受西方文学影响,将“儿女情”与“英雄气”来了个相辅相成。因此,宋江与婆惜在**上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宋江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少见面就完了。而却苦了阎婆惜,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耐得住寂寞,独守空房;要么铤而走险,去偷汉子。前者是贞女,后者便是荡妇。阎婆惜不幸选择了做荡妇。反之,如果宋江看中了阎婆惜,非要天天和她**不可,而阎婆惜不愿意,那结果可能是阎婆惜的无奈。因为,她连躲的权力都没有。

    《水浒》中的阎婆惜是个夜夜需要男人陪在身边的女人,如果宋江满足了她的愿望,那么结交义士,干大事业的抱负就要落空。女人就是这样妨碍着男人的前程。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更危险。不能遂心所愿的女人,势必心生怨恨,势必要给丈夫戴绿帽子。让男人个人蒙羞,家族受辱。为了逃脱惩罚,或达到长期追随奸夫的目的,她们又很自然地想到要谋害亲夫。潘金莲就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要了武大郎的命。这是《水浒》展示给人们看的荡妇危害男人的三部曲。于是,先下手的男人便完全占了理。宋江见阎婆惜借机敲诈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第一刀取了她性命;第二刀割了她首级。宋江在《水浒》中极少亲自动手杀人,阎婆惜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杨雄得石秀相助杀妻时,说得更明白:“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份,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宋江和杨雄都因及时杀了不贞的妻子,而免受更大的祸患。后来才有天罡地煞的神位可居。武大则因不够果断,对荡妇还抱有幻想,最终送了自己的性命。

    《水浒》还告诉我们,荡妇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仅直接威胁丈夫的生命;还会离间陷害丈夫的至爱亲朋。潘金莲陷害武松;潘巧云陷害石秀,要不是武家兄弟手足情深;要不是杨雄义气犹存,石秀乖巧过人,险些让这些阴毒的妇人得手。

    古希腊时期也有一个“高尚男子”挫败“阴险女子”的故事,可与《水浒》英雄好汉的行为互证。斯巴达王死后,其王位传给其弟吕库古。当吕库古得知长嫂已有身孕后,当众宣布,如果出生的是个男孩,他就立刻让位。“不久,那个妇人秘密地向他提议,只要他成为斯巴达王以后娶她为妻,她就毁掉还未出世的婴儿。吕库古憎恶她的人品,但是并没有回绝她,反而假装同意地接受了她的建议,他劝她不必用药物打胎,从而伤害身体,危及生命。他对她说:孩子一旦出世后,他将亲自处理掉它。吕库古就是用这个办法稳住了那个妇人,使她怀胎足月。”而后,他将那个他亲手保护下来的婴儿扶上王位。自己退为监护人。后来,怀恨在心的王太后造谣生事,说吕库古阴谋篡位,迫使他流浪国外。④理智是父系文化对男性价格的核心要求,也一直是优秀男子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可是理智在与人的各种**较量的时候,常常失手。尤其难以招架**的冲击。“苏武牧羊”,“关羽奔兄”,以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英雄”如何凭借顽强得惊人的理性与强权,与危难抗争。但在与女色的冲突中,英雄们却普遍缺乏上佳表现,以至总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浩叹。问题似乎也在于,你很难在女色中间划出一条准确的非礼界限。娶艳妻,拥美妾,甚至**,都不算男人失德,关键要看男人是否与女子拉开了足以保持安全的情感距离。即是否对女子动了绝不该动的真情。这是男子十分难以把握的心理行为尺度。稍一放纵,控制就变成反控制;变成被控制。“理性英雄”与“登徒子”之间仅隔了一层纸。而理性人格不健全的男人,特别是那些权高位重的男人,很容易大祸临头;小则断送一生名节,大则祸及子孙。宋儒黄大光在《积善录》中说:“大抵妇人女子情性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严,则事有不测,其情不知,其内有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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