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评《水浒》 吴越

    我评《水浒》 吴越 (第2/3页)

把拿杀人不当一回事儿的女儿嫁给他,两口子从此以开黑店、杀人卖人肉馒头为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种人绝对不是好人。他们开的是路边小店,杀不了达官贵人,而只能杀过往客商。他们并不是被压迫被压榨的贫苦农民,而是货真价实的歹徒,属于流氓无产阶级,对国家对社会只起坏作用而不具有任何反抗性、革命性。他们后来参与梁山泊大聚义,也不是反抗官府的结果,更不是要为农民阶级谋福利、求解放,而是本身无法生存,上山避祸,加上朋友的裹胁,如此而已。

    据新闻报道,解放后西北某地,居然还有一家离派出所不远的“黑店”,前后谋害了三十多名旅客,也用人肉做菜做包子,而把骸骨存放在一个地窖里。由此可以证明,在任何一种社会中,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总是有的,但第一绝对是少数,第二这种人绝对是打击对象,而不是歌颂对象,更不是什么被压迫阶级反抗斗争的表现。

    《水浒传》作者对“英雄”和“好汉”的定义相当偏激,似乎敢杀人的就是英雄,讲义气的就是好汉,而不问善恶。这是今天的少年读者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二龙山究竟在什么地方?书中没有交代。前面从杨志口中得知,二龙山和桃花山都在大名府到开封的途中,应该在河南省的东北边;现在又说离孟州不远,在河南省的西北边了。到了后文,又说二龙山在山东,属于青州管辖。《水浒传》中的地理观念十分模糊,许多地方简直是信口开河,读者要特别注意。

    【简评26】古今中外,最黑暗的地方,莫过于监狱。监狱里的狱吏、狱卒,大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君,不是爱钱如命的财迷,变着法儿从犯人身上榨钱,就是虐待狂患者,以鞭挞折磨囚犯为乐事。《水浒传》所描写的“牢城”,是关押已决犯的劳改营,尚且如此阴森可怖,关在“不通风”的监狱中未决犯们如何过日子,可以想见。

    及实际情况而论,小管营施恩绝不是一个安份守己的善良之辈。他依仗父亲的势力,在快活林称王称霸,敲诈钱财,每月能进三百多两银子(要不然,一个小小管营,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营长,何来如此奢侈的生活?请注意:郓哥父子,只要有三两银子,就能生活好几个月!)。用今天的话来说,施恩是个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头头儿。后来被比他实力更强大的张团练指使蒋门神来夺了他的地盘。实际上这是一场地方恶势力之间的争斗,是黑吃黑,双方只存在谁强谁弱、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武松醉打蒋门神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收回酒店以后所使用的“陪话”手段,都是流氓行径,没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充其量不过是帮助这个恶人打败了另一个恶人。书中说:“从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增加三五分利息,各店和各赌坊兑坊,加倍送钱来给施恩。”也就是说,邪恶势力争斗的结果,倒楣的还是老百姓,至少是那些买卖人家和过往客商。

    《水浒传》作者一方面固然没有隐瞒施恩的真实背景和身份,一方面也因为武松是个英雄人物而把这件并不光彩的狗咬狗斗争涂上了一层亮丽的色彩,并不公正的天平,明显向施恩一方倾斜。

    作为今天的少年读者,第一要有明辨是非的眼光,看清“醉打蒋门神”的事件本质,并不是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第二千万不要像武松那样,把这种并不体面的打斗当作英雄业绩来加以模仿学习。

    【简评27】关于这一回,自古读《水浒》和评《水浒》的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张团练要害武松,办法多得很,本来就是争夺地盘的黑社会的互斗,依旧可以用黑社会的手段诸如暗杀、放毒、收买之类整垮施恩,收拾武松,何况张团练从职务到势力,本来就比施恩大,而武松只是一个囚徒的身份,没有必要花这样大的力气,先要买通张都监,收用、笼络武松,然后定一条并不高明的计策,栽赃诬陷武松是贼,最后还要贿赂知府和衙门里的人,悄悄儿在牢房里整死武松。武松固然是个打虎英雄,可是到了牢营里,实际上已经是一只蚂蚁,张团练要害他,只要把他收到自己或张都监管下,或明或暗地把他弄死,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何必要费这样大的力气,甚至屈身俯就,竟连夫人、养娘都上阵了?

    这个观点,从道理上说是站得住的。小说中这样写,无非是为了要制造武松一夜连杀十五人这样的一件“英雄业绩”。此外,张团练不报复不可能,一报复,武松非死不可,下面的故事,岂不是没有了?

    第二,武松一口气杀了张都监一家男女十五人,未免太狠毒也太不分好坏了。这有两种原因,一来说明武松对张都监的痛恨,当时就有“杀你一门良贱”的报复手段;二来受作者“善杀人即英雄”的错误观点支配,《水浒传》中,以善于杀人而被推崇的英雄,数量众多,可不止武松一个。

    【简评28】这回书是“过场戏”。武松在路上杀了四个人,在孟州又杀了十五个人,无处安身,只能逃亡,先在十字坡遇见张青夫妇,化装成行者,又在孔家庄遇见宋江及孔明、孔亮,为后文宋江在清风寨惹事张本。

    本回书中,提到二龙山属于青州府管辖。青州府在今山东青州市(原益都县)。但是前面杨志护送生辰纲的时候说起,二龙山是在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的路上。也就是说,是在河南省的东北方。现在却又说是在山东,属青州管辖,前后矛盾了。而孟州在河南的西北方,从孟州到青州,有两千多里路,于是所有关于张青和鲁智深交往的故事,又失去了地理依据。本回书中提到白虎山下的孔家庄,这个白虎山究竟在什么地方也没说清。据后文介绍,白虎山也属于青州管辖,后来孔家兄弟杀了人,就占此山为王!

    【简评29】这一回书,作者的本意,是要写宋江的“仁心”,特别是想以解救刘知寨夫人的“恩情”来搞好文武正副两个知寨之间的关系。但是恰恰暴露了宋江的愚昧和无知。如果刘知寨的夫人被王矮虎劫走,宋江出马夺了回来,这的确是个天大的恩情,能放在桌面上,到哪里也都说得响;可如今宋江是靠说情救了刘知寨夫人的,实际上是王矮虎并不愿意,是燕顺强作主给放了的。尽管宋江也曾经声明自己同样是被劫上山来的客商,可是三位大王对他的尊敬,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话,刘知寨夫人也绝不会相信。在她看来,宋江即便不是本山寨的大王,也是另一个山寨的大王。她被劫上山寨,上不了母亲的坟,绝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坏事;能够“全身而退”,是不幸中的大幸。要她回家以后,在丈夫面前说清这件事情,也确实千难万难。

    如果宋江不是因为负案外逃,花荣也许可以先发制人,宋江一到,就引宋江去见刘高,说开这件事情;宋江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不能公开的,还要办这样一件后患无穷的傻事,只能说这个人也傻得够可爱的了。

    其次,宋江既然做出了这样一件傻事,已经无法挽回,在清风寨就应该韬光养晦,尽量不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可他依旧在元宵佳节的灯会上四处游逛,旁若无人,纵声大笑,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么?他不为自己的安危想想,也不为花荣的处境想想么?

    此外,杨志押送生辰纲的时候,说过桃花山也和二龙山一样,是在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的路上的,应该在河南省;到了这一回,又说青州下属有三座险恶的山头,把桃花山和二龙山都搬到山东来了。如果要画一张《水浒故事地图》,该怎么画?

    【简评30】这一回,写了两个内容:第一,写花荣的智慧,反衬秦明的愚鲁;第二,写宋江的凶残。

    秦明不但是个只有匹夫之勇的笨将,带领五百人马去剿匪,居然连一点儿战略战术都不懂,而且毫无节气:一个领兵的主将,全军覆没,而且被擒,仅仅因为对方“以礼相待”,就坐下来和匪徒一起喝酒,还要回青州去向知府说情。作为朝廷命官,还比不上刘高有骨气呢。

    宋江为了赚秦明上山落草,平白无故地放火烧了青州城外几百户老百姓的房屋,还杀了上千个老百姓,简直是凶狠之外,又加恶毒,出这样主意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能说他有“仁心”吗?《水浒传》中,为了赚一个头领上山,不顾成千上万人家破人亡的例子不是一个,这里只是第一次显露而已。

    作为秦明,眼看宋江行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特别是因此而害了自己一家老小的时候,居然还会投降,这样的将军,品格之低,历史上也很少见。夫人刚刚被杀,听说宋江要以花荣的妹子赔他,也居然坦然受之,对他夫人,难道真连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么?花荣的妹子何辜,竟让宋江当作一件礼品拿去送人!

    【简评31】黄信也是个没骨气的,如果稍有头脑,只要听秦明一说宋江如何凶狠恶毒、滥杀无辜,就应该跳起来劝说秦明反水,借机以假投降为幌子混上山去,杀了宋江,为民除害,怎么能够因为秦明降了自己也降?当年要扫平三山的雄心壮志哪里去了?怎么可能仅凭一句“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钦敬他”,就去入伙呢?要论“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当数柴进为第一,宋江那点儿家财、那点儿地方,能与柴进相比?

    后文的比戟,纯粹是为了引出吕方、郭盛两个人物以及显示花荣箭法高超生造出来的,两个将军,居然会在交战中发生武器的穗子交缠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怪事,简直是千古奇谈。连扯断穗子的力气都没有,还玩儿什么方天画戟?这种描写,在小说技法中,当属下乘。

    【简评32】在整部《水浒传》中,无限拔高的人物,主要是宋江一个:“忠孝仁义”,四个字字字全占。这一回书,显示的就是这个主题。

    首先写“孝”字:宋江得知父亲病故之后,星夜返回郓城奔丧,而且“孝”到了不知隐蔽,大白天的就在村口和张社长说话,简直像个白痴。

    在此之前,宋江本已经决定和燕顺等人一起投奔梁山泊了。被捕之后,接受了父亲的一次“庭训”,意志立刻坚强起来,要“忠孝两全”,绝不做反叛。于是宋江从孝又引出了“忠”,心甘情愿地被发配到江州。但是这种“忠”,明显是假的。如果不假,到了江州就不应该再写什么“反诗”,害得死伤了许多江州百姓之后,最后依旧还是“反上梁山”,却把希望寄托在朝廷的招安上。这种反反复复,哪一点是真实的?

    在发配江州的一路上,经历许多凶险,几次差点儿送命,全都依仗“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的好名声,不但处处逢凶化吉,而且人人都钦敬他,拜他为哥哥,听从他的调遣。按照宋江的所作所为,怎么可能有这样好名声?

    这一回书中,宋江父亲说:“从济州发配到江州,正从梁山泊经过。”这里又一次犯了地理性错误。济州建于北魏泰常四年,但是以后治所经过多次搬迁:唐代以前治所在碻(音què确)礅,故址在今山东茌(音chí池)平县境内;唐代初年治所在庐县,因庐县县城被河水冲毁,并入郓州(原址在今山东东平县西、东平湖东岸的州城镇);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移治所于巨野;金天德二年(1150年),才移治所到任城(今山东济宁)。宋江故事发生在政和(1111-1117)至宣和年间(1119-1125),济州的治所应该还在巨野;梁山泊在巨野的正北面,从巨野到江州(今江西九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梁山泊经过的。发生这样的错误,说明作者缺乏地理知识,把济州的治所错作唐代的碻礅城或郓州了。这里略作说明并存疑。

    【简评33】本回书一开头,就写戴宗的那副丑恶嘴脸。尽管在《水浒传》中戴宗还算是比较厚道的人,但是在囚犯面前,那种要钱的腔调,跟一般的恶牢头也没有什么两样。

    本回写李逵的粗鲁和憨直,的确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但就李逵到饭店找店主强要银子和上渔船抢鱼的行径来说,和牛二也相差无几。只是牛二碰见的是杨志,被一刀杀了;李逵碰见的是“仗义疏财、爱结交天下豪杰”的宋江,不但不计较,还那李逵当豪杰,姑息他,喜欢他,一个劲儿地说他耿直。一般说来,“仗义疏财”指的是急人所难,像宋江对李逵的“疏财”,其中似乎无“义”可言,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罢了。宋江如果不是这样笼络,而是“大义凛然”地教训,李逵这个浑人,能死心塌地地忠于宋江么?倒是张顺这人,写得活灵活现,典型一个江湖人物。

    【简评34】《水浒传》作者,一心只想把宋江写得英明伟大,是个难得的“帅才”,但是除了反反复复说他“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天下豪杰”之外,又举不出更多的光辉业绩来。因为还有一个柴进,从实力上、态度上,都比宋江更加仗义疏财,更爱结交天下豪杰。为了一个烟花女子阎婆惜,他成了杀人犯,逃亡在外,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还是被刺配江州,心理十分不平衡,是想象中事。但是也绝不至于愚蠢到要在浔阳楼上题反诗的地步。如果从“酒后吐真言”的角度看,他要血洗江州、要笑“黄巢不丈夫”,只怕都是心中所想,都是“真言”。从这一回书看宋江,只能说他是个善于笼络人心、善于假仁假义、一心想当皇帝的“狂徒”。

    吴用造假信,果然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智多星”也有少智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这一失,不但没有了江州劫法场这样大显梁山泊神威的机会,少许多英雄豪杰上山,宋江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本回书中,有一个很男自圆其说的“硬伤”:从江州到东京,也就是从江西九江到河南开封,不论从哪条路走,都不可能经过梁山泊。按最近的路线走,应该过江到湖北,经汉口、信阳到河南,再经许昌到开封。这条路,基本上都在华北平原,只有湖北与河南之间有一座并不太高的鸡公山阻隔,但并不是山高路险,无法行走。梁山泊在开封的东北面,距开封直线距离还有六百多里。从九江到梁山,比从九江到开封要远好几百里路。因此戴宗到开封,或者宋江被押解到开封,都绝不可能绕一个大弯子从梁山泊经过。出现这样的大错,是因为原作者缺乏地理知识。但是水浒故事已经定型,牵一叶而动全枝,不可能更改了(要改只能改为戴宗故意绕道到梁山泊找吴用,请求山寨出兵或行计解救宋江)。很可能宋江故事的原型,根本就没有发配江州以及梁山好汉到江州劫法场这样一节。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英明的军事家,都不可能带领千军万马从梁山出发到九江劫了法场再平安地返回的,这一去一回,可是六千里路哇!

    【简评35】《水浒传》作者最不善于写战争。本回书写的是两起以少胜多的战事。先不提一百多人如何能在几天之内走三千里路赶到江州,单说法场上有五百多名官兵弹压,被一个李逵、十几个头领和几十个喽啰一冲一撞,全都走散了;特别是最后五六千人马追出城来,居然被花荣一箭射中一个马军,其余的就都四散奔逃,而己方居然无一伤亡。这一方面给己方创造了一个无法令人相信的神话;也把官军写得过于不堪、过于废物了,哪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官军?

    李逵只知杀人,不问好坏的性格,这里显示得淋漓尽致。

    如果不加偏颇,黄文炳倒是一个富有心计、忠于朝廷的好官。从能力、水平来看,比那个昏聩懵懂、只知搜刮钱财的蔡九知府强得多了。

    【简评36】折一回写梁山好汉打无为军,活剐黄文炳,为宋江报仇出气,作者完全是站在宋江的立场上说话。如果站在黄文炳的立场上,他一个朝廷命官,虽然已经退职,看见酒楼上有人写了反诗,报告知府,绝对不错;后来发现戴宗带回来的书信有假,加以揭发,也绝对不错。宋江说:“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只要害我,三番五次教唆蔡九知府要杀我们两个?”黄文炳说:“我身为大宋臣子,肃清叛贼,是我本份。今天既然落到了你的手中,別无他言,只求早死。” 对比两人的说话,倒是黄文炳的话有理。因为他与宋江之间,并不存在个人恩怨,而是发现有人写了反诗,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方才“苦苦地”要杀宋江的。他临死不惧,不愧是个大宋的忠臣。

    宋江口口声声讲忠讲孝,不愿上山落草。一旦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上山了,却跪在地下,要求大家都跟他去落草。这时候,他的忠孝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是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宋江,他也不是一个忠臣孝子。忠和孝的标准是固定的,不能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改变。

    返回梁山泊的路上遇见四个好汉,完全是为了要完成一百单八将的聚义而硬编的。一千多人马,即便分成五路,在大闹江州之后,要想平安返回梁山泊,只怕没那么容易。

    【简评37】这一回书,原文安排宋江一个人下山,就是要他得到九天玄女娘娘送给他一部“天书”。不然的话,晁盖能这样疏忽,这样放心,在大闹江州之后,答应宋江一个人回家搬取父亲、弟弟?几乎所有人的家眷,都是山寨派人悄悄儿接取上山的,为什么宋江一个人要例外?就因为他是最最懂得孝道、讲究孝道的人?

    “天书”当然是不存在的东西,而且此书在《水浒传》中也没其太大作用,这里改为前人留下的“兵书”抄本,至少从情理上比较说得过去。

    宋江的父亲也是口口声声忠君爱国的,这一次不单儿子上了山,连自己也成了“匪属”了,不知道他上山之后,是不是还要教训儿子:“千万不可做不忠不孝之人!”

    【简评38】宋太公取来山寨安置,公孙胜返乡探母,李逵触景伤情,要去接取老娘,完全可以理解。李逵是个什么样的人,宋江难道不清楚?特别在大闹江州之后,作为山寨上的二把手,怎么可以答应李逵一个人下山去?李逵家住乡下,随便打发几个精细些的小喽啰去就能办成的一件小事,却要如此大闹一场,不是宋江不明事理,而是作者没有别的办法让他单独行动,以便完成杀死四只老虎这一壮举,只好委屈宋江当一回笨蛋了。

    白龙庙小聚义,朱贵和李逵认了同乡,就是为这一回书让朱贵下山掩护李逵打下的伏笔。

    要是不让李逵亲自去取老娘,不惹出点儿事儿来,朱富因为是朱贵的兄弟,他日也许会来梁山泊入伙,只是李云在沂水县当都头,怎么能够上梁山来?

    【简评39】《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李逵也打虎;武松只打死一只,李逵却打死大小四只。为什么一提武松,人人知道是打虎英雄,而一提李逵,却没人夸他的打虎事迹?第一,武松打虎是徒手(不过这是他自己这样说的,谁也没看见),最多还有一根哨棒,而李逵手中既有朴刀,还有腰刀;第二,武松打虎之后,大吹大擂,迎进县里,李逵只在村中喝两口酒,就被抓住了;第三,江州劫法场,李逵杀人最多,一提李逵,首先想到的是他杀人不眨眼,于是把他力杀四虎的光荣业绩倒给掩盖了。

    【简评40】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李云的上山入伙,算是比较不光彩的一个。他奉命去押一个已经被擒的强盗,快到城门口了,却被自己的徒弟用蒙汗药麻翻;仅仅因为他是朱富的师傅,又“为人最好”,方才被留下一条性命,而且被邀请入伙。他武功不错,“三五十个人近他不得”,上山以后,却被分配去当一个“监造厅堂房舍”的总监工头儿。排名第九十七还在李忠(排名第八十六)、周通(排名第八十七)之下!

    梁山泊故事到此告一小段落。

    【简评41】《水浒传》作者不善于写战争,却很善于写男女私情。潘金莲、潘巧云,甚至包括阎婆惜,一颦一笑,一喜一怒,无不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写潘巧云的文字,比写潘金莲的似乎还要完整细腻些。特别是写她与表哥自小有情,属于自由恋爱范畴,表哥又因为得不到她而遁入空门,两人也只以幽会为满足,并没有发展到要谋杀杨雄的地步,都能够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情节的安排,也比西门庆和潘金莲故事精彩。可惜这种男女私通**的文字,加上翠屏山杀潘巧云的残酷场面描写,都不适合少年朋友阅读,这里不得不舍弃删除,只剩下一个故事梗概。

    本回末尾,出来一个时迁,这是硬装上去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时迁出场,就无法引出下面的一系列故事。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这样硬装,从写作技巧上来说,不是什么好样板。简单地说:凡是盗墓贼,几乎没有人敢在大白天进行的。因为历朝历代对盗墓的处罚都很重,有的是“立斩”,有的是凌迟。何况按照书中所说,杨雄他们上翠屏山是为了还愿,可见这里有寺院庵观,不是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时迁胆子再大,总也不至于急得等不到黑夜就盗墓吧?

    【简评42】时迁贼性不改,到处偷鸡摸狗,还没有上梁山,就借梁山的名气惹事儿,引起了后来的“三打祝家庄”故事。当然,即便没有时迁偷鸡的引子,祝家庄离梁山泊这样近,梁山泊与祝家庄之间的这一场战争,早晚也还是要发生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南方人,对北方的地理气候都很不熟悉,因此往往用“含糊其辞”的方法打马虎眼儿。例如祝家庄到底在哪个县,书中就没交代。本回开头,原文写杨雄等三人火烧祝家店的地点是“到了郓州地面”。但是明显有错。第一,郓州置于隋开皇十年,十八年改为郓城,唐代改名万安县,五代以后恢复郓城县,原址在今山东东平县西、东平湖东岸的州城镇。直到金代,才因为水患把县治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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