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卷四 (第2/3页)
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十一月丁酉，太祖与翰林侍制吴沉论持身保业之道，太祖曰：“人无所不谨。事虽微而必虑，行虽小而必防。不虑于微，终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谨小行而无已者，则可以成大善。忽细事而不戒者，则必至成大恶。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对曰：“圣虑及此，诚社稷永安之道。”太祖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海外蛮夷无不向化，舆地之广，诚古所未有。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十一月甲子，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祖退朝，与侍臣论及守成之道。太祖曰：“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太祖御武英殿观《书》，至“惠迪吉，从逆凶”，顾谓学士刘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己有以取之。及事穷势迫，则侥幸百端，冀求苟免于患害，何益？”三吾对曰：“如此者，亦尝听命于天。”太祖曰：“心无所愧，可听之于天；若其自取，于天何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太祖谓太子少保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乱亡之故，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天眷。卿与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资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有所警。苟谓已安，不以为意，治乱系焉。”铎顿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虽老悖，敢不尽心！”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进讲《尚书。无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厉，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覆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覆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令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弭灾异
吴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太祖因久旱，日减膳素食，宫中皆然，俟天雨复膳。既而雨，群臣请复膳，太祖曰：“亢旱为灾，实吾不德所致。今虽得雨，然苗稼焦损必多，纵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对曰：“昔武王克商，屡获丰年，诗人颂之曰：‘绥万邦，屡丰年。’主上平海内，拯生灵，上顺天心，下慰民望，而忧勤惕厉，感兹甘雨，丰年之祥，其有兆矣。”太祖曰：“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今欲弭灾，但当谨于修己，诚以爱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诏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近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宁处。岂刑罚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屡兴，赋敛不时，以致阴阳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国休戚，宜辅朕修省，以消天谴。”参政傅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高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戾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体，苟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太祖谓省臣曰：“祥瑞灾异，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尝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而不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太祖谕四辅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屏异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太祖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太祖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游说诸侯。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卞（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太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颇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而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理。当痛绝之。”
洪武五年五月己卯，中书右丞建昌王溥遣人来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岩，众见岩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龙蟠虎踞势，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歌已忽不见。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感，守正者非谶讳（纬）可干。汉之文成五利，足以为戒。事涉妖妄，岂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书献，太祖却之。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太祖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评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太祖退朝与孔克仁等论前代成败，因曰：“秦以暴虐，宠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汉高起自布衣，能以宽大驾驭群雄，遂为天下主。今天下之势不然，元之号令纪纲已废弛矣，故豪杰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因感叹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然有兵而无纪律者河北也，稍有纪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馈饷不继者关中也。江南则惟我与张士诚耳。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其御众尤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克仁顿首曰：“主上神武，当定天下于一，今其时矣。”
壬戌，太祖与起居注詹同等论三国时事，因言孙权题诸葛子瑜于驴面，与其子恪谐。太祖曰：“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者，礼之本也。故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孙权盖不知此，轻与臣下戏狎，狎其臣而亵其父，失君臣之礼。恪虽机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一谐，而君臣父子之道亏。举动如此，何以示圳？大抵人君言动之际，不可不谨。”
五月丙子，太祖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太祖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太祖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犹不为，将谁为之？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
九月戊寅，太祖坐便殿，问侍臣：“石勒、苻坚孰优？”詹同对曰：“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太祖曰：“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争战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以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坚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勒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太祖问起居住詹同曰：“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对曰：“此事载太史公书，或有之。”太祖曰：“夫以吴国之众，岂无数十百人与武习兵，乃出宫人与之试，此阖闾之非也。当时武欲试其能，何必妇人哉！且其教吴王兵法，取胜之道果何在？”同对曰：“《春秋》载柏举之战，楚一败之后，遂有吴入郢之师，此其效也。”太祖曰：“不然。太宰、伍员皆楚人，先已在吴，其欲报怨于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师，岂孙武教兵之效哉！若谓入郢之师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败？要之杀宠姬之事，亦司马迁好奇之论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太祖御左阁，观《宋史》至赵普说太祖收诸将兵权，谓起居注詹同曰：“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称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太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论用人，太祖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尝观汉高之兴，首资三杰；光武之兴，寇、邓、耿、贾以为之佐。历代以来，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圣臣贤，可以当之。汉、唐以下，君臣可以当之否？”起居注詹同对曰：“三代以下，称汉、唐、宋，其间名世之臣，亦可以当之。”太祖曰：“三代而上，纯乎道德；三代而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鲜矣。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正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九月乙巳，太祖问侍臣曰：“汉高祖、唐太宗孰优？”侍臣对曰：“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太祖曰：“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远。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矣。”
吴元年十一月戊寅，太祖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指示比文臣，譬喻最切，而语则偏重矣。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
丙申，太祖御戟门，与侍臣论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敛太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顿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贤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圣，所用皆贤良。公孙五楼之徒何从至哉？”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见，毋隐也。”
洪武元年闰七月戊辰，太祖与侍臣观古帝王画像，因历论其贤否得失。至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则展玩再三，谛视久之。至隋炀帝、宋徽宗，则速阅而过。曰：“乱亡之主，不足观也。”至后唐庄宗，笑曰；“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鉴于周、秦可见矣。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若汉、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当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汉、唐、宋而不审择于是非取舍，则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太祖与侍臣论《孙子》，或曰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或曰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说。太祖曰：“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九月丙辰，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太祖观唐太宗《帝范》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使唐之子孙克守其言，亦足为训。自后女主窃柄，有乖君体；骨肉少恩，有乖建亲；谄谀并进，有失求贤。忠谏者忌之，谗佞者悦之，骄奢纵佚，罔知戒惧。赏罚政令不行于天下，阉竖小人朋比于国中，卒召藩镇之祸，而唐祚遂衰。有国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三月庚戌，太祖与侍臣论历代创业及国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运之长，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汉。”谏议大夫唐铎进曰：“三代以后，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积德累善，至于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观之，非汉高所及。汉高除秦苛法，杂伯道而不纯。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复中国先王之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汉高帝不事诗书，陛下留心圣学，告谕万方，自为制命，卓然与典谟训诰相表里。汉高初欲都洛阳，闻娄敬之言，始都关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为定鼎之地，万世之基固肇于此。故非汉高所及。”太祖曰：“周家自公刘、后稷，世积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则文、武之业何能至八百岁之久乎？《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使吾后世子孙皆如成康，辅弼之臣皆如周、召，则可以祈天永命，国祚繇昌。”侍臣顿首曰：“陛下之言，宗社万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太祖与侍臣论汉之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聪明之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独见为明，而以兼听为聪，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则聪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细故，则未免苛察。上苛察则下急迫，反有累于聪明也。”
六月庚戌，太祖阅《汉书》，谓诗臣曰：“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初将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而将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贾谊而不能用，至使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夫以广国之贤，其才可任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尽着。人君之于天下，当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赐进士出身方升、同进士出身梁德远凡六十七人为六科给事中、六部试主事。太祖谕之曰：“忠良者国之宝，奸邪者国之蠹。故忠良进则国日治，奸邪用（则）国日乱。观唐太宗之用房、杜，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玄宗之用杨、李，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鉴矣。”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名其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太祖阅《汉书》赐民爵之令，谓侍臣曰：“汉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赐民之爵，子孙相承以为法。或遇有事，辄赐民爵至二级者，又听民转移与子，甚无谓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礼》曰：‘以贤制爵。’爵岂可滥及乎？且天下之人，无贤不肖，概赐以爵，则贤人君子何以为劝？高帝贻谋若此，诚未尽善。”八月乙卯，太祖与侍臣论汉高帝听张良之言，即销六国印，太祖曰：“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汉高以后，若唐太宗亦能从善，故其为治亦有可称。”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太祖燕闲与侍臣论古。太祖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里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之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佚，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则天下之事无不济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谓侍臣曰：“论礼乐者必原于德，此至论也。盖德盛者礼乐明备，否德则礼乐不兴。三代之德盛，故礼乐达于天下，后世德不如古，礼乐有其名而无其实。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此本孔子必世而后仁之说。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礼乐之文粗备，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侍臣对曰：“陛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风，咸蒙至化。所谓十年平之，十年当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圣德谦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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