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爱山是我曾经的经历
第十章 爱山是我曾经的经历 (第2/3页)
说，这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我惊叹他的记忆力，他回答说：“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进我骨头里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王顺生，您老还健在吗？
曾经，我花了很大工夫去研读这段历史，但纸上读来终觉浅，于是我走进西部山地，去感受那强烈的高原黄昏：蓝得透亮的天空，缓缓西下的夕阳，静寂无声的草原，侧耳倾听，那一代人激昂而沉重的喘息似仍在叩击耳膜。我想弄明白：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少年加入这支队伍？
川西红军史学者杨继宗告诉我，长征时红军征兵是放宽了年龄的：“不能以今天‘是否满18周岁’来衡量能不能入伍。因为沿途战事激烈，兵员损耗很大，譬如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6万人，进入川西只剩2万人，这还包括在云贵山地扩红后的数千汉苗彝胞。而许多少年因为接受了扩红宣传，为改变命运或只想吃口饱饭，于是跟着这支队伍走……”
这些十多岁的少年来自山地、消失在山地或幸运地走出山地，曾演绎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很多人并未能走出雪山草地，成为“失散红军”。国家民政部对此有明确规定：“失散红军”指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包括西路军、抗日联军等），没有投敌叛变行为，回到地方后，继续保持革命传统的人员及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或组织动员分散隐蔽离队的红军失散人员，经当地群众公认，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人员，国家将对他们提供生活、医疗和住房等保障。
那么，为什么川西的“失散红军”特别多呢？“最主要是松潘草地太难走，特别是四方面军曾三过草地，导致非战斗失散人员剧增，”杨继宗分析说，“如今他们差不多都过世了，活着的寥若晨星！”
我在阿坝红原草地深处的瓦切乡，拜访了在草原上生活了70年的侯德明。
这是一个已经完全藏化的湖南籍老人。当我走进瓦切牧民新村侯家宽敞的大瓦房时，老人正在转经筒，70年岁月的沧桑写满他沟壑纵横的脸。他已不大会说汉话，给我当翻译的是他的大儿媳、在县广播电视台工作的阿尔基。
阿尔基说，侯德明是过草地时掉队后在瓦切定居的，当年16岁，现在他只记得“贺龙”、“湖南”、“大庸”等几个汉语词汇。当地藏胞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意思是“宝贝”。在瓦切，侯德明的人品被一个叫奇美拉姆的藏族女孩看上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有了4个孩子。侯德明或许并不知晓更多的革命道理，但却有做人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红卫兵们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清点抄家物品时惊讶地发现，所有财物一件未少！侯德明没拿乡亲们的宝贝，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真正的宝贝。1984年，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所有藏胞都出面作证：他是真正的红军！
在草原生活多年，侯德明十分想念家乡大庸和亲人。有一年夏天，一个叫靳延谣的画家到瓦切写生，得知这事后，非常感动。靳当过兵，出于对一个老兵的敬重，他设法将侯德明的故事发布到媒体上。说来也巧，侯的家人竟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远在川西的藏名叫罗尔伍、汉名侯德明的失散老红军想寻找他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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