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第1/3页)
下飞机后我走出机场，上了出租车，在司机一个劲地催促中却愣在当场不知往何处去。我想起临行前太保玛丽娅跟我说过昆明有个叫讲武堂的地方，她说那里很棒，很适合失恋的人独自体验痛苦。
于是一个小时后，十七岁的我怀揣三千块钱游荡在衰草丛生的云南讲武堂里，我看着锈迹斑斑的野战炮和摁满血手印的北伐军旗时，心中的确充满了凄苦。我惊叹于此处的荒凉落寞，蹲在野蝇四舞的长草间，默默流了一会儿泪。
当晚我住进中玉大酒店，之后的三天三夜我都躺在宽大柔软的床上，面无表情地换着卫星频道，浑身**，拉上金色的窗帘，烟缸里烟蒂堆积如山，卫生间里永远放满一缸热水。总有小姐打电话到我房间问我要不要服务，一开始我慌张挂断，到后来犹豫挂断，直到最后我结结巴巴地问了一下价钱——五分钟后门铃就响了。当时港台烂片里的美女经常在失恋后立刻痛苦**于他人，总有一只苍白的手用力抓床单的特写，我想那一只只抓紧床单的手表明了某种痛并快乐着的破罐子破摔的情绪。
当晚我的确怀着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在她上我下的体位中，在日夜渴望终于得偿所愿的亢奋中，在想起岚不日就将出嫁的失落中，用手抓紧了床单。“你怎么像女的一样？”经验丰富的她看着我紧抓床单的手，上下起伏，不慌不忙地问。我眼前一黑，就此告别了童子鸡岁月。第二天我醒来时感到前所未有的信心，十七岁的我已经成了男人，又没有任何责任要担待，这令当时的我备感鼓舞。身边熟睡着一个长发遮脸的姑娘，至于我是怎样进入，怎样完成了经常盯着岚时所幻想的那回事竟然全无了印象。那姑娘缓缓醒过来，一副不知南北，昏头胀脑的样子。
“包夜要多收一倍的钱。”她说。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拿出钱，“我第……第一次。”我忽然说。
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当时所选择的表白场合以及对象未免太荒诞不经。但是更荒唐的是那姑娘揉揉眼睛问：“啊！？你真是个雏？”我点点头。
那姑娘大为沮丧，她告诉我她们这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破了雏的身，那就不能收钱，否则以后会没生意。姑娘说的信誓旦旦，我则相当内疚，几次想把钱硬塞给她都不行。
“你这不是断我以后的财路吗？”她杏眼圆睁地责问我。我搓着手，相当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于是那姑娘提出一个方案，“这样，今天你再包我一晚，我只收你今晚的钱。”那姑娘耸耸肩说，阳光在其肩头熠熠生辉，金色光芒裹着她宛如一个掉下凡尘的天使。我当即脱了裤子，再次冲入被窝。
我开始游荡在翠湖边拿着面包屑喂海鸥，因为这样的动作和场景符合一个失恋者应有的行为举止，十七岁的我趴在栏杆上，风吹动散乱在额前的长发，眼神迷离，叼一根烟，偶尔深呼吸。
在昆明混到五月一日，吃腻了气锅鸡和过桥米线后，在岚披上婚纱的那天，我搭车去了一个叫文山的地方，在文山小镇游荡时我偶尔哭泣，因为那实在太凄凉了，我，一个刚满十七的少年，每天都在毫无目的地行走。有人指着远处的山告诉我山后就是越南，我继而萌生了越过边境继续痛苦游荡的想法。我就是在那样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走进地雷区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迈步在齐腰深的野草和灌木中，一只硕大的野鼠窜出，把我吓了一跳。我抄捷径地走出地雷区，重新踏上碎石公路，向中越边境走去。有当地人惊讶地向我跑来，拉住我指指我身后，我回过头才发现一块锈迹斑斑字迹模糊难辨的大铁牌子，上书：地雷区。
那是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我木然地站在通往边境的碎石小公路上，身后是一大片我刚刚踩过的地雷区。
中越战争时此处埋了好几层地雷，据说当时铺下去的地雷们麻木不仁，基本不炸，以致敌我双方都安全地踩在前一次铺过地雷的区域再铺上一层，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块地雷区可能有五层地雷，但战争结束后那些雷就变得敏感起来，怎么踩怎么响，且再也排不干净，索性就用铁牌子警示起来。据说每年都会炸死炸伤几个，但绝少炸到外来人。往往是当地路熟的老手走捷径，一次没炸，两次没炸，接着胆子大了，照着原先走过的小径吹着口哨赶路，就炸了。
我不寒而栗地站在路边，忽然醍醐灌顶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我们都只有这么脆弱的一条命，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它。那一刻我方才明白罗亭的耍赖，是的，他可以被车撞死，可以病死，可以在残酷世界中被千万种危险不停攻击而最终难逃老死。但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人生是完整的，因为他拼到底了，没有把一手臭牌一扔没种地说“老子不玩了”，直至我站在这块地雷区的铁牌子下，我才有点明白“活着”这个牌桌的威严性，最好不要耍赖扔牌，想翻牌的话只有继续打下去，也惟有此，我们的幸福和痛苦以及所有的生命体验才会被慈悲佛祖画上句号，省略号或者感叹号。
但罗亭自杀了，耍赖了，一扔牌说不玩就不玩了，那他再也没有机会翻牌，除了留给岚一个平凡的问号。遗忘的灰尘会慢慢盖住他的身影，在牌桌边人潮人海的喧嚣中，他的笑声会被立刻湮没，扯碎，消散在空气里，无人喝彩。
一个卖田七的小贩经过我身边，问我要不要买些田七，当地盛产田七，于是我买了一大袋，放入背包，在越南和昆明的不同方向来回张望了一会，往昆明走去。我想我身上还有一千多块钱，应该可以买张打折的机票回上海，回到我的多伦路，我的亭子间，我的岚身边。我将在云海上再次体验有高度的痛苦，正如我曾在讲武堂的深草间体会有深度的痛苦那般：咬紧嘴唇，流一会儿泪，小肚子抽筋，放几个闷屁。最好会有美丽的空姐问我要不要紧，那样，我就能冷冷擦去眼角泪水，缓缓摇头，如同所有历经沧桑的男人那般说：“没事。”我想包里的田七可以分来送给大家，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拿出最大的那块田七送给那个职业道德一流的小姐，以作为我告别童子鸡的纪念。遗憾的是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哪怕是个假名字也好。五月三日我在昆明机场从黄牛贩子手里买到了次日去上海的七折的机票，我打了个电话给太保玛丽娅，意思是痛苦完毕，不虚此行。电话那头太保玛丽娅惴惴不安地说：“那天晚上我把什么都告诉岚了……没忍住。”
我拿着话筒眯着眼抬头看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末了她又补充：“谁都没想到，岚把婚礼取消了，前天晚上她来夜总会找我，问你的下落，我说你去昆明了，至于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她就一个人喝酒——真货。”
我啪地挂了电话。五四青年节那天我回到上海，一身邋遢地走出虹桥机场。我搭上巴士，中途换了几辆车，在傍晚时分灰头土脸地回到多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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