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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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从来就未曾有过放之四海皆准的大一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有一点确实是保持不变的，那就是，所有学校都会努力向学生们灌输一系列为众人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文化信念。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当然也会与时俱进地改变，但是其大目标却从未改变。最终，是人文学以及形式多样的具体表述试图界定，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或者文化中，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对的，公正的。当信仰的传统背景从异教徒社会发展到基督教社会直至今日的世俗社会，传输人人共享的价值观这一理念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愈发复杂。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什么构成了“对”的和“好”的？是谁或者靠什么来下定义？人们靠什么样的坐标来确定这些价值观，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纠结也就是对某些价值观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的纠结。最终，这将引发一系列更为宏大的神学或者哲学问题：也就是德鲁克所关心的“善与恶”问题。
这些宏大问题并不是只局限于象牙塔中；里克·华伦在其极为畅销的《有目的的生活》（2002）一书中指出，当下全世界兴起了一股探寻生命中最重要问题之答案的热潮，这些问题包括“我怎么会在这儿？”以及“我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想灌输一种人文学科思维方式，那么就需要不间断地探索能够促进基于传统的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即便此传统本身也可能随时间而演变。现在，人们应该认真听取苏格拉底的劝告，好好地检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未经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时至今日，在大众眼里，人文学与美国社会和教育之间已然是毫不相关了。过去的人文教育，其目标似乎过于聚焦于精英阶层，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敏感性，对今天那些前程远大的企业主管和专业人士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切实际，更不用说那些中层管理人员或者新兴创业者们了。人文学院大刀阔斧地重新设定其课程和入学要求，当然也重新调整其态度，以求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文学科的不断衰落至少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当下这种罔顾一切代价，一味贪婪和逐利的社会氛围。
拉凯什·库拉纳在《从更高的目标到被雇佣的帮手》一书中指出，商学院最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把它作为衡量组织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事实上是将专业管理人士贬低到了不过是“被雇佣的帮手”而已。由于这些被雇佣的枪手除了对自己，无需对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承担责任，其内心深处也就不可能认为自己需要对社会或者对雇佣自己的组织怀有更多的道德、社会或者伦理义务。
在《管理学》再版本中，彼得·德鲁克，这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思想家，将管理学划归为一门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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