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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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政府直接控制型。对这种模式，书中只是附带提及韩国。（本书将中国也列入这一类型。参见本书第8页。）从朴正熙时代起，那里的教科书就由国家编写发行，学生都学习同一种历史教科书。与其他三国比，韩国教科书编写体制最不自由，受到的批判、质疑却最少。由于韩国是二战的受害者，受害者如何叙述其历史似乎是免责的。在日、韩学者携手共同研究历史时也放弃了对韩国教科书的审查。对于美、日学者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就此止步。我们知道，这种由政府直接控制教科书内容的做法已成为藤冈信胜一派日本民族主义者拒绝国际批评的口实。毫无疑问，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首先负有反省的义务，需要正视侵略的历史，但受害者一方也需要正视历史，受害的经历并不能成为回避历史的理由。如果受害者不能正视历史，片面地叙述历史，与施害者隐瞒、遗忘历史一样，也会害己害人。人们还记得，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是通过强化、夸大甚至伪造受害经历，达到了培养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仇外情绪的目的。伪造历史记忆可以使受害者变为施害者。
第二种可称为社会自主型。德国和美国属于这种模式。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中央政府不干预教科书事务，出版者根据各州规定的指导原则编写教科书。根据德国的联邦制度，对教育的控制权在各州。在州一级，来自教育部、教师工会、教师和学者的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每十年审查和修订一次课程。他们在一起共同设定主题、教学内容、教学大纲以及课程目标和范围。要经过多个利益相关方广为沟通，以征求意见和建议。在美国，一些州像德国一样，由州审查委员会决定教材的选用，另一些州则由当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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