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六十六

    宋纪六十六 (第2/3页)

死者缗钱。

    京师地又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时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破城池庐舍,吏民皆幄寝茇舍。甫至,独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北道遂安。

    韩琦自永兴复请相州以归。会河北地数震,知梓州何郯因上书言阴盛臣强以讥切琦,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后陶入为三司使,迁翰林学士,中丞吕公著复论“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及为中丞,及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州溢水。

    甲午,减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

    是月,河溢瀛州乐寿埽。

    辽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师地又震。

    同知谏院孙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闻罚金贬秩而犹可居位者也,乃出觉通判越州。

    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师地又震。

    辛亥,迩英讲读已,召司马光,问以河北灾变,光对曰:“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帝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对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吴景,此两人似堪其选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论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乙卯,降空名诰救付河东及鄜延路安抚司,募民入粟实边。

    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甲子,诏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绝。”

    乙丑,复行《崇天历》。

    以盐铁副使吕诲为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用司马光言也。

    诏:“自今试馆职,并用策论,罢诗赋。”

    九月,同知太常礼院刘分攵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当自奉其国之祖。太祖传天下于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置后。若崇德昭、德芳之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至矣。”从之。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初,韩琦自永兴入觐,言于帝曰:“推崇太祖之后,令择一人封王,常从献于郊庙,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从献,皆太子事;今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帝悟,遂罢从献之旨。

    丁亥,减后妃、臣僚荐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

    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

    己亥,辽主驻藉丝淀。

    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帝以为然,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上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丙午,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案知州,知州案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辛亥,辽曲赦南京徙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并遭水灾,复一岁租。

    乙卯,出奉宸库珠,付河北买马。

    戊辰,禁销金服饰。

    辽遣使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

    丙戌,朝飨太庙,遂斋于郊宫。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忧之,以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四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经边界,直入水海,其流深阔,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是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至是诏光及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

    辛亥,录唐段秀实后。

    夏遣使贡于辽。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

    辛酉,邵亢罢。亢在枢密逾年,无大补益,帝颇厌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岁,前建昌军司理参军德安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角氏也;威服角氏,所以胁制河西也。陛下诚能择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欢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馀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角氏敢不归”角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是所以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玛尔戬诸族,数款塞而愿为中国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国爵命以威其部内耳。而边臣以栋戬故,莫能为国家通恩意以抚之,弃近援而结远交,贪虚降而忘实附,使栋戬得市利而邀功于我,非制胜之利也。玛尔戬诸族皆角氏子孙,各自屯结,其文法所及,远者不过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抚之。臣愚以为宜遣人往河州与玛尔戬计议,令入居武胜军或渭源城,与汉界相近,辅以汉法。因选官一员有文武材略者,令与玛尔戬同居,渐以恩信招抚沿边诸羌,有不从者,令玛尔戬挟汉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温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习用汉法,渐同汉俗,在我实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与诸羌结连,此制贼之上策也。”初,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甚悉,故为是书以奏。帝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句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夏改元乾道。

    ○神宗体无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

    春,正月,丁亥,帝谓辅臣曰:“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它人莫能晓也。皆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前此尝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上不输直,亦不钩考。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唯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乃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置库百馀年,至是始编阅焉。

    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灵宫英德殿。

    是月,司马光视河还,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策,置上约。

    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帝初从王安石议,凡谋杀已伤而自首,减二等科罪,众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再选官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当官集议。反覆论难,久之不决,故有是诏。

    己亥,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初,帝欲用安石,以问曾公亮,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谓安石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扰必矣。诸公当自知之。”帝又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帝曰:“然则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命翰林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

    乙巳,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

    丙午,司马光入对,乞郡。帝不许,曰:“卿名闻外国,奈何出外?”先是吕公著使辽时,光初解台职,辽人因问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告帝,故知之。

    甲子,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王安石既用事,尝因争变法,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抃折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安石默然。

    是月,遣刘航等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三月,富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由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愿深烛其然,毋令后悔。”帝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可谓金石之言!”

    癸未,以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帝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

    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须进用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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