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职役考一
卷十二 职役考一 (第2/3页)
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後，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却一籍祖父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於是悉听复注，普停洗却。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於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馀，须加宝爱，若不留意，则远复散失矣。不识胄允，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徵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科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实，不可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於郎、都目前，并皆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即左人尚书，专共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姓谱，以助铨序，伤於寡略，齐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按：魏、晋以来，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选举，私门以此订婚姻，寒门之视华族，如冠屦之不侔。则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免之计也。然徭役当视物力，虽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广狭，泽之荫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劳而定矣。不此之务，而方欲改定谱籍，虽曰选谙究流品之人为郎、尚书以掌之，然伪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谁肯澄汰？如杨佺期、井韶至以耻愤构逆乱，则澄汰亦岂易言哉！
陈文帝天嘉初，诏曰："自顷编户播迁，良可哀伤。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適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按：《周官》之法，贵者、贤者及新甿之迁徙者，皆复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议征役之法，必以土断侨寓，釐正谱籍为先。然自晋至梁、陈，且三百年，贵者之泽既斩，则同於编氓；侨者之居既久，则同於土著，难以稽考。此所以伪冒滋多，而议论纷纷也。
後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徵敛，倍於公赋。孝文太和十年，纳给事中李冲之说，遂立三长（三长谓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
李冲以为三正理人，所由来远，於是创三长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长三载亡愆，则陟用之一等。"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为一法，言似可用，其实难行。"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旧未分，人心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於事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课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人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北齐令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十有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
齐文宣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
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间词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判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於六七百万户内铨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於一乡之内选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议，遂置之。十年，虞庆则於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於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乃废之。
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每里设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天下户，量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仪凤二年二月敕：自今以後，省黄籍及州县籍也）。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於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
开元十八年，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嘱请，委御史弹奏。"
广德二年，敕："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不得依旧籍帐。"
睿宗景雲二年，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上疏曰："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敝也。"
宣宗大中九年，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炼於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
周显德五年，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旧制：凡有课役，皆出於户民，郡国辇运官物，率以侨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内诸司、台、省、监、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及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五月，诏令、佐检察差役有不平者，许民自相纠举。京百官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国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乾德五年，又禁诸州职官私占役户供课。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京西转运使程能上言："诸州户供官役素无等第，望品定为九等，著於籍，以上四等量轻重给役，馀五等免之，後有贫富，随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颁於天下。"诏令转运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两京诸州、府部民，有乏种及耕具、人丁者，许众共推择一人，练土地之宜，明种树之法者，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沃瘠及五种所宜，指言某处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乡三老、里胥与农师周劝民分於旷土种莳，俟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赌博者、怠於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於州县论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烦扰，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得冒名以给役，讫今循其制。
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以厩卒代焉，因下诏禁之。
天禧元年，又诏治河勿调丁夫，以役充。
乾兴元年十二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臣僚上言："伏见劝课农桑，曲尽条目，然乡闾之弊，无由得知。朝廷惠泽虽优，豪势侵陵罔暇，遂使单贫小户，力役靡供。乃岁丰登，稍能自给，或时水旱，流徙无踪，户籍虽有增添，农民日以减少。以臣愚见，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啻一二百户，并免差遣，州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则二三年内已总遍差，才得归农，即复应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休闲。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更有诸般恶幸影占门户，田土稍多，便作佃户名目，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复。请自今见任食禄人同居骨肉，及衙前将吏各免户役者，除见庄业外，不得更典卖田土，如违，许人告官，将所典卖没官，自减农田之弊，均差遣之劳，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业。其罢俸、罢任、前资官元无田者，许置五顷为限。"诏三司定夺。三司言："准农田敕，应乡村有庄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虚报逃移，与形势户同情启幸，却於名下作客户隐庇差徭，全种自己田产。今与一月，自首放罪，限满不首，许人告论，依法断遣支赏。又准敕，应以田产虚立契，典卖於形势、豪强户下隐庇差役者，与限百日，经官首罪，改正户名。限满不首，被人告发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决配。今准臣僚奏，欲诸命官所置庄田，定以三十顷为限，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定以十五顷为限。所典买田只得於一州之内典买。如祖父迁葬，别无茔地者，数外许更置坟地五顷。若地有崖岭，不通步量，刀耕火种之处，所定顷亩，委逐路转运使别为条制，诣实申奏。又按农田敕，买置及析居归业佃逃户未并入本户者，各共户帖供输，今并须割入一户下，今後如有违犯者科罪，告人给赏。"并从之。
开宝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纲赴京，与减一选；无选可减，加一阶。
止斋陈氏曰："熙宁罢衙前，应纲运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令下，无应募者。"
仁宗景祐中，诏川陕、闽、广、吴、越诸路衙前仍旧制，馀路募有版籍者为衙前，满三期，罪不至徒，补三司军将。
皇祐中，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使募人为之。
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
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於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馀，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之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後差人仿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而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亦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遂命绛、襄与三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机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一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自是遂罢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乾兴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自官豪势要以至衙前将吏，皆避役之人。请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顷，而衙前将吏亦得占十五顷，馀者以违制论。夫均一衙前也，将吏为之则可以占田给复，乡户为之则至於卖产破家。然则非衙前之能为人祸也，盖官吏侵渔之毒，可施之於愚戆之乡氓，而不可施之於谙练之将吏故也。韩、蔡诸公所言固为切当，然过欲验乡之阔狭、役之疏密而均之，且既曰罢里正衙前，而复选赀最高者为乡户衙前，则不过能免里正重复应役之苦，而衙前之弊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丰欤！
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损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
时范仲淹执政，以为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府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是，未几悉复。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知广济军范讽上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差役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损役人。自是数下诏书，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祐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
时有王逵者，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馀，蒙奖诏。由是他路竞为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产不能偿所负，朝廷知其弊，乃下此诏。
按：役钱之说始於此。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及得钱，则以给他用，而役如故，其弊由来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时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诏州县差役仍重，劳役不均，其令逐路转运司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自经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於官户，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於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望令中外臣庶条具利害，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使役力无偏重之患，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役法之议始此。
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言："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於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臣闻其言，惄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废八九。何则？儇利戆愚之性不同也。其馀轻役，则以农民为之。"
按：温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时，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既曰募，则必有以酬之。此钱非出於官，当役者合输之，则助役钱岂容於不徵？而当时诸贤论此事复齗齗不可，何也？盖荆公新法大概主於理财，所以内而条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虽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敛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无弊，然遂指其法为不可行，则过矣。
同知谏院吴充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资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无以为生。乞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
帝因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
熙宁二年，条例司言："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也。愿以条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奏可。於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无费。承符、散从等旧苦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皆其条目也。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又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