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征榷考六
卷十九 征榷考六 (第3/3页)
经费。自是，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极，从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馀万（四川九十万缗）。
月椿钱 始於绍兴二年也。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净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椿不封椿、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县横敛，铢积丝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後月之期已逼，江东、西之害尤甚。七年，户部员外郎霍蠡言："愿诏诸路守臣条具所桩实有窠名几何，临时措画者若为而办。"八年，侍郎士〈亻褭〉及参政李光皆言月桩之害，上感动，每谕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复河南州军赦，务与民休息，令转运司具逐州见认月桩钱数申朝廷，据实科拨。二月，诏以州县大小所入财赋，欲斟量適当，易於椿办。其日後殿进呈，各有窠名，但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拨科名钱不足，从朝廷给降应副，不得一毫及民。"绍兴十七年，减江东、西月椿钱一十二万七千缗有奇。光宗登极，用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浙诸郡月椿钱一十六万五千缗有奇。
江、浙转运赵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来，不住询访民间利害，及今来巡历所至，有可以宽裕民利者。本司已随事斟酌轻重，次第罢行，独有诸县措置月椿钱物，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臣试举其大者，则有曰麴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臣尝询究，盖已累经朝廷指挥及前後监司约束往罢矣。大抵类能力制於一时，而不能保无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则右逸矣。至诘其所从出入，则首以月椿无科名，循例措置为辞。甚者奸赃之吏，又并缘掊克，以济其私，预於簿书之间，阴为抵谰之计。有司熟视，不可稽考，其间设有能自植立，整齐纪纲者，则往往窘於调度，拘率牵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数者，挟持官吏，以渔猎细民。流弊万端，不可殚述，其原则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不胜愤懑，因尽考诸县月椿出纳之数，及其初科降之目，与夫先後因革之制观之。其始缘江、淮用兵，供亿数万，朝廷深恐一时乏事，遂令本路计月椿办大军钱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时降到旁通式内，犹许先取无额经制钱；不足，方取上供钱；又不足，则取诸司封椿钱。其後又增置赡军七分酒息钱，其馀不以有无拘碍钱物，皆许移用，甚至急阙，则朝廷亦时支降茶引、度牒之类以济之。是时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馀积，公私未告病也。今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其馀盖尽以取足於州县也。况夫比年以来，州县用度日广，财赋日蹙，所以予之者岁益加少（谓如州县科拨二税与州县赡用之类），而取之者岁益加多（谓如增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坊场钱之类），非作法以取诸民，则何以哉！臣尝略计本路月椿之数，每岁为缗钱七十万，而格外所入者半之，虽其间亦有傅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敛，什尝三四也。今朝廷纵未能大有蠲除，以尽扫宿弊，臣谓宜令有司择其间最重者稍赈恤之。"
板帐钱 亦军兴後所创。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两浙运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边，疾苦易於上闻，固宜州县之间，雍容为政。今百里之寄，铨曹见缺，至无人愿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到盗贼，不还失主；检校财产，不及其卑幼。亡僧、绝户，不候覈实而拘籍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於官，则追催甚於正税；私纳之为罚者，仇家讼於县，则监纳过於赃钱。赊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於商旅，而苛细及於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於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无非违法。州郡利其能办财赋，佯若不闻，一且告发，则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则亦别无他策尔！且是法创立，经隔已数十年，物价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随时而加损？乞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庶几仰副圣天子惠养斯民之意。"从之。於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自此诸路有陈情，亦优减不一矣。
叶適应诏条奏曰："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後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西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糖酵，以相补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於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於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万而已。其後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後，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职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属官倦於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篰息、油单、压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胜也，几至於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於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於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於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椿，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学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後出者，有智者惊，有勇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钞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後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馀琐屑之间以为国用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馀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於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椿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而板帐、月椿，各自以力趁办，其於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帐，多者至万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饿死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及汉、唐不能进焉，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後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椿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後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财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於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
右经总制、月椿、板帐等钱所取，最为无名。虽曰责办州县，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尝论其事，以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县，如转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势穷矣。县何所取之，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官吏补发，非有与於民也，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说以诖误朝听耳。"此至当之论。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以为民不加赋而上用足，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然弘羊所谓理财，若盐铁，则取之山泽也；若酒酤，均输、舟车之算，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盖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贾坐笼不赀之利，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而不致尽倚办於农田之租赋，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则弘羊所为，亦理财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则若茶盐，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未尝有遗利在民间矣，而复别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所敛不及民，将以谁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盖宋承唐之法，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馀者并留之州郡。至於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其留州郡者，军资库、公使库、系省钱物，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来，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宽大，未尝究竟到底。熙、丰以後，驱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项钱物，则州郡所入，亦复不少。过江以来，军屯日盛，国用大困，遂立经、总制等窠名以取之，虽曰增征商之羡馀，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然倥偬之际，不暇审订，故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督迫之馀，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於民。绍兴讲和以後，至乾、淳之时，诸贤论之屡矣，如赵丞相所奏，及水心应诏所言，最为详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则亦未免书生之论。盖经、总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绍兴间，而彼何如时也？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则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隆兴再讲和好之後，国势稍张，敌患亦息。虽曰诘戎兵、讨军实，不当废弛，然文物礼乐既已粲然承平之旧矣，则无名之征、权宜之法，岂不可讲求而蠲削之？议者必曰钱榖数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著，未易尽捐。然酒价、牙契之利可以增羡，则当於坊场要闹之地、人物殷实之处而明增之，不当例立此法，而使州县之凋弊无措者，不免别赋於民以取足也。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克除，则当视其员之太冗者、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不当掯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曰惠而实不至之讥也。州郡椿留之财赋可以收取，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於留州钱内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则不复责取。如此考覈明白之後，则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钱增羡几何，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钱几何，诸州减除冗官俸钱几何，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月椿、板帐之名，则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其未尽捐者，明以增课、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则州县不得借凿空取办、挨那不敷之说，而违法取财以困民，上下之间，岂不两利？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羡等项既明属版曹，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曰经总制、月椿、板帐钱也，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曰酒坊、牙契、头子钱也。或所取不能及额，则违法扰民以足之，曰输纳斛面、富户词讼、役人承替、违限科罚之类是也。上下之间，名目各不吻合。州县以酒坊、牙契不办诉之版曹，则朝廷曰"吾所取者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及此"，则不知其实取此以办彼也。百姓以斛面、罚钱等事诉之朝廷，则州县曰"吾以办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与而实与，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实，择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经常之赋；其不应取者，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岂非经久之计！寿皇英主，乾、淳间贤俊满朝，而计不及此，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