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市籴考二
卷二十一 市籴考二 (第1/3页)
○常平义仓租税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榖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上令急於求米，则民重米；缓於求米，则民轻米。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谓贾人之多蓄积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以十取百）。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计本量委则足矣（委，积也），然而民有饥饿者，榖有所藏也（谓富人多藏榖也）。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官为敛籴；人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锺。镪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豪，谓轻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馀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榖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榖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於天下，独施之於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馀，有数。彼守国者，守榖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於州县里蓄积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於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榖去参之一（去，减也，邱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榖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榖价而收藏之），国榖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於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榖倍重数也；泰夏，赋榖以理田土；泰秋，田榖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敛榖以币，人曰无币，以榖，则人之三有归於上矣（言当今榖贵之时，计其价，以榖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榖，人既无币，请输榖，故归於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筴（重之相因，若春时榖贵与榖也。时之化举，若秋时榖贱收榖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榖十，吾国榖二十，则诸侯榖归吾国矣。诸侯榖二十，吾国榖十，则吾国榖归於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榖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榖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榖倍重，诸侯之榖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经国，常有十国之筴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籴甚贵伤人（此人谓籴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馀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岁终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馀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馀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適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於齐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於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於农人服田力穑之赢馀，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汉五凤中，岁数丰穰，榖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榖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榖足供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榖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榖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後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
按：《後汉书 刘般传》，显宗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则岂後来卒置之欤？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时，盖至东汉而其弊已如此矣。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榖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榖，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榖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治建业，今江宁郡），南徐州二百万（治京口，今丹阳郡），各於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治寿春），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治浔阳），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今江陵），郢州三百万（治江夏），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今长沙），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治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万（治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治广陵），雍州五百万（治襄阳），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庄时，秘书丞李彪上奏曰："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折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岁用之馀，各立官司，年丰籴积於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先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後，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一年之粮，逐当州榖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榖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
後周文帝创制六官，司仓掌辨九榖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蓄其馀，以待凶荒，不足则止。馀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帝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榖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後乏绝。又北境诸州，异於馀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致堂胡氏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隋义仓取之於民不厚，而置仓於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几乎？储备如此，他日关中大旱，民犹不免食粟糠豆屑，帝亲帅之如洛阳就食，况素无备乎！百姓知挤於沟壑耳。後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闻矣，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镇，炀帝之四方，鱼烂河决，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文当县置社仓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恤农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至秋而偿。"其後，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二十二年，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两石，七口以下三石；给粟，准米计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榖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载，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粮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一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二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粮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二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粮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万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万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後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
天宝六载，太府少卿张瑄奏："准敕节文，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徵纳。臣商量，其馀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
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元宗复置之。其後，第五畸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馁死相食，不可胜计。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仓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蹙迫，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贞观、开元後，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供军，於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廪益羡。自是，元宗不复和籴於东都。
按：唐都关中，而关辅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故常恃转漕东南之粟，而东南之粟必先至东都，然後浮河、渭，溯流以入关，是以其至也冞难。故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於东都。自牛仙客献策和籴，然後始免此行。然肃、代之後，既无东幸之事，东南馈饷稍不至，则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忧。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禾悤〉，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徵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後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於畿外之诸侯，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祇益见其不足耳！
天宝中，岁以钱六千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递输京仓者百馀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代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於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榖贱，请和籴，可至百馀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榖价四十馀，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灾州县，斗减时价五十以救之。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估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籴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遗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於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後贮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仓。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於时价，或先敛而後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便乐输。
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追蹙鞭挞，甚於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籴之事，以臣所观，有害无利。何者？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榖，两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则不然，配户督限，蹙迫鞭挞，甚於税赋，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惟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为和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则不如折籴。折籴者，折青苗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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