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一 乐考四
卷一百三十一 乐考四 (第2/3页)
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以为难。若依按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锺相得。按画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求柱有高下，弦有粗细，馀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搅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内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於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千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孺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内，相生之韵，已自应合。然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面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锺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馀十二弦，须拖柱如筝。又凡弦皆须素张，使临时不动，则於中弦按画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调以宫为主，清调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然後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自上代以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孺寻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急缓，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视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毫釐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後寻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浅，才非赡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时尚书萧宝夤又奏："金石律吕，制度调均，自古以来，鲜或通晓。仲孺虽粗述，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後克谐。上违用旧之旨，轻欲制造。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之事，盖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世号知音，能以管候气，仰观雲色。常与人对语，则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巳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合符契。
隋文帝开皇二年，诏求知音之士，参定音乐。沛国公郑译言："考寻乐府锺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常求访，终莫能通。初周文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祇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宜若合符。一曰'婆紘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侯利箑'，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音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之'均'也。其声亦应黄锺、大蔟、林锺、南吕、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无调声。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所奏，林锺之宫，应用林锺为宫，乃用黄锺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蔟为商；应用应锺为角，乃取姑洗为角，故林锺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编悬有八，因作八音之乐。七声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译因作书二十馀篇，明其旨趣。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并立议正之。有万宝常者，妙达锺律，遍解八音。常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於丝竹。文帝後召见，问郑译所定音乐可否，对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遂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遂从之。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於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丝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百四十四律，变化终於千八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时创立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於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駁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应宫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译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锺为天始，林锺为地始，太蔟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锺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於是众从译议。译又与夔俱云："按今乐府黄锺，乃以林锺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锺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推黄锺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众皆从之。夔又与译议，欲絫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乐久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推为儒首。帝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已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还相为宫，曰："经文虽道旋相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随月用调，是以古来不取。若依郑元及司马彪，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今译惟取黄锺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义，非止金石谐韵，亦乃簨虡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万舞矣。"而又非其七调之义，曰："近代书记所载，缦乐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调'。三调之声，其来久矣。请存三调而已。"时牛弘总知乐事，不能精究音律。宝常又修洛阳旧典，言幼学音律，师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周之壁翣，殷之崇牙，悬八用七，尽依《周礼》备矣。所谓正声，又近前汉之乐，不可废也。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张乐试之。遂先说曰："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锺之调，帝曰："洋洋乎雅，甚与我会。"妥因陈用黄锺一宫，不假馀律。帝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口每地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於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则应，或至中下旬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帝异之，问牛弘。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於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
致堂胡氏曰："音五尔。而律吕十有二，犹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变而不穷也。律吕，阴阳也，阙一则不和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今独奏黄锺而不用馀音，是有君而无臣，无民，无事，无物，其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岂不知之？而命以典乐，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黄锺。帝果悦而从之，遂使古乐尽废，後世无所考焉。其害岂不甚哉！且礼乐历数，有国之大事也。王泽灭息，易学不传；有欲议礼，则纷如聚讼；有欲修乐，则谄承君意；有欲正历，则必请杀异已者。竟不能复三代之正，况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论事莫验於成败之效。万宝常妙达锺律，乐声雅淡，必近古矣，而为苏威父子所抑。及太常乐成，宝常闻之曰：'亡国之音也。淫厉而哀，天下将尽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验。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废折何妥、郑译、牛弘之徒，而专委宝常制作，虽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绝於隋世矣。虽然，宝常知乐之声音，而未知乐之道也。如知乐之道，则其将死当以其书授之好乐者，使传於後，而以不遇遂焚其书，无广博易良油然和乐之心，故曰不知乐之道也。"
唐高祖初受禅，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正雅乐。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月，旋相为宫，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调（《周礼》有旋宫之义，亡绝巳久，莫能知之，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
太宗贞观初，张文收善音律，常览萧吉《乐谱》，以为未甚详悉，乃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太乐有古锺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馀有五锺，仍号哑锺，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寻授协律郎。及孝孙卒，文收复采《三礼》，更加釐革，依《周礼》祭昊天上帝以圜锺为宫（详见《乐门》）。雅乐既成，文收复请重正馀乐。帝不许，曰："朕闻人和则乐清。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皆藏於太乐署。
总章中，润州得玉磬以献。张文收扣其一，曰："是晋某岁闰月造者，得月数当十三，今阙其一，於黄锺东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云："此人当坠马。"好事者随观之，行未半里，马惊，堕地死。尝观人迎妇，闻妇珮玉声，曰："此妇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类也。近代言乐，卫道弼为最，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次之。夔、弼皆为太乐令，享北郊，监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乐不和为之罪，杂扣锺声，使夔暗名之无误者，由是反叹服。又洛阳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绍夔素与僧善，来问疾，僧寻以告。俄击斋锺，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可设盛馔，当与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云："此磬与锺律合，故击彼此应。"僧大喜，疾亦愈。
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辅国献之，云："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锺，请悉制诸锺磬。"帝以为然，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於禁中，更加磨划，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观之，以还太常。然以汉律考之，黄锺乃太蔟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
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疏，曰："臣闻乐作於人心，成声於物，声气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锺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锺，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颂。将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宾旅，恢政教，厚风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太子丞鲍邺兴之，亦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锺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馀五调谓之哑锺，盖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於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馀，工器俱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酌详，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伪梁、後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於礼乐。至於十二鎛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巳。丝、竹、匏土仅七声，作黄锺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馀八十四调於是乎泯灭。乐之缺坏，无甚於今。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曾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与见在黄锺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至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锺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锺；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锺；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锺；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锺之清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惟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下中书门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後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有数百，今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锺之宫声。其馀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於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乐者，上本古典，下顺常道，定其义理，於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锺管、所作律准，谨并上进。"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於太常寺："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锺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馀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从之。
宋太祖皇帝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古圣设法，先立尺寸作为律吕，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谓之形器。但以尺寸长短，非书可传，故絫秬黍，求为准的。後代试之，或不符会。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较，短於石尺四分，作乐声之高，盖由於此。况影表测於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锺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由是重法十二律管，雅乐和畅。
仁宗时，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时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亦奏造锺律，诏翰林学士丁度等取保信、逸、瑗等锺律详考得失。度等上议："以为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上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絫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锺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同周、汉制度。故《汉制》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於黄锺。今欲器数之制参伍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絫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今尺以圆黍絫之，及首尾相衔，又与实龠之黍再絫成尺不同。"又言："岁有丰俭，地有肥墝，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物之生，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絫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调锺律，是谓晋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会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铸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惟有汉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尽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代尺度屡改，故小大轻重鲜有同者。又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首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然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度法度，虽未逮周、汉，亦可谓治安之世。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古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锺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旧可也。"乃诏罢其议。
宋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祁上其《乐书补亡》三卷，召诣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於黄锺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絫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黄锺也。且《汉志》云：'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後儒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黄锺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直秘阁范镇是之，乃为言曰："照以纵黍絫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横黍絫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於管，以为黄锺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盖絫黍为尺，始失之於《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至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锺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镇同於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锺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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