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四 经籍考一
卷一百七十四 经籍考一 (第2/3页)
反鲁，然後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於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师古曰：以古事为是者，即罪之），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於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师古曰：前学之师也），皆起於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亦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於全经，固已远矣（师古曰：言废绝己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後，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师古曰：脱简，遗失也。间编，谓旧编烂绝，就更次之，前後错乱也。间，音古竟反），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恸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蓻（师古曰：罢，读曰疲。究，竟也）。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於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师古曰：幽冥，犹暗昧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苏林曰：备之而已。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师古曰：依违，言不专决也），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师古曰：比，合也。经蓻有废遗者，冀得兴立之也。比，音频寐反）。今则不然，深闭固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师古曰：猥，苟也。苟不诵习之，而欲绝去此学），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徵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广立榖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师古曰：专执已所偏见，苟守残缺之文也），党同门，妒道真（师古曰：党同师之学，妒道艺之真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於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
程氏《演繁露》曰：汉世藏书，旧知有禁中、外台之别。今读刘向叙载所定《列子》之书，而知中书之外，又有太常太史、与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书多，外书少，知汉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备也。史迁紬金匮石室以成《史记》，岂尝许其稽阅中秘邪？或太史所藏，於汉家事实则金匮石室以加严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於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搢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建初中，大会诸儒於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临决，如石渠故事（前书甘露二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制临决焉。又曰：施仇甘露中论《五经》於石渠阁。《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秘书之所），顾命史臣，著为《通议》（即《白虎通议》是）。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灵帝熹平时，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也。主於徒隶，从简易，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拦障，开门於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扬龙骤《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使天下咸取则焉。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馀两。自此以後，参陪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縢，亦幐也。音徒恒反。《说文》曰：幐，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後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於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晋惠、怀之乱，京华荡覆，石渠阁文籍，靡有子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後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武帝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与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说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於江陵，大凡七万馀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初收经史，未能全具。道武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乃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书於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於尔朱之乱，散落人间。
後齐迁邺，颇更搜聚，迄於天统、武平，校写不辍。
後周始基关右，外通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万卷。武帝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疋，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於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刘向父子，仇校篇籍。汉之典文，於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画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遗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巳。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於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
汉世，郑元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元《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於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元孙坦，坦弟骥，於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元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於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於李铉、祖隽、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於《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於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後能言《诗》者，多出於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後兼更请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榖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虔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於毛公，《礼》则同遵於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 儒林传》序，言南北诸儒明经传授学术之详，最为明备，故录於此。
隋平陈已後，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大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於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於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馀以实秘书内外之间，凡三万卷。炀帝即位，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脩撰，以至为帝前後近二十载，脩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複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纳於东都脩文殿。又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於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於殿後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於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於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是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於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馀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於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馀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为书者手缮写，藏於内库，以官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頲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於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於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於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後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於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馀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石林叶氏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後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於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後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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