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第1/3页)
○经（春秋）
《汉 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礼也）。"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师古曰：仍亦因也），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师古曰：谓人执所见，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宜，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榖梁》立於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隋 经籍志》曰：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榖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後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榖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於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後，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後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於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榖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榖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後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榖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先公曰：论《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而文止於所起。逾再岁，而夫子梦奠矣。故欧阳公谓此夫子既老而成之书。《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书，以九月而成。
《汉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公史》四篇）。
按班固《七略》无史门，故以古来及秦、汉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书渐多，故志艺文者，以史自为一部，难以厕之圣经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内《世本》十五篇，至《汉大年记》五篇入史门，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元度以下不著馀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两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兴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经》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经为本，其与《公》、《榖》不同者，注於下。
※《春秋经》一卷
陈氏曰：每事为一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晦庵又刻於临漳四经之一。其於《春秋》，独无所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李焘仁甫又定《春秋古经》一卷。
眉山李氏《古经後序》曰：《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榖梁》二家所传，吴士谿始为之注，《隋氏》载焉，又有贾逵《春秋三家经训古》十二卷，宋《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元和国子监修定《春秋加减》一卷。士谿、贾逵、宋及李、冯、元和诸书今皆不存，独抱遗经者，莫適为正。盖《公羊》得立学官最先，《榖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谿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贾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谿并宋以下异同加减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举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学特盛，二家浸微（陆德明《音义》、《隋经籍志》皆云）。自杜预集解《左氏》，合经传为一，贞观十六年，孔颖达承诏修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重上《正义》，丘明传学愈益盛矣。而仲尼遗经无复单行，学者或从《杜解》抄出，独存《左氏》，摈落二家。幸陆德明与颖达同时於太学，自著《音义》，兼存二家本书，仍各注《左氏》别字，顾亦无决择（德明为国子博士，贞观十七年也）。惟贞元末陆淳《纂例》，列三传经文差缪，凡二百四十一条，自言考校从其有义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缪不止二百四十一条，惜啖、赵集传，今俱失坠，无从审覆耳（《唐志》：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传《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辩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辩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尝欲即三家所传，纯取遗经，心以为是者，则大书之，仍细书其不然者於其下。数十年间，游走东西，志弗获就。会潼川谢畴元锡来从余游，其治《春秋》极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书成，旁蒐远引，不一而足，反说以约，厥功弥著。余抚其书喜甚，亟刻板，与学者共之。昔司马迁言《春秋》文成数万，张晏曰《春秋》才万八千字，迁误也。今细数之，更阙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数，最易见者，尚尔错误，何况圣人笔削之旨乎！余乡所谓心以为是者，众未必以为是也，亦独纂例考校，从其有义理者云耳。既心以为是，则於证据操舍，必具成说，其说自当别出，兹第刻《春秋》纯经，庶学者相与尽心焉。仍用《汉志》旧名，题曰《春秋古经》，十二公各为一篇，不复分为十一卷，盖卷第於经义初无当也。
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於蔑"，《左氏》以为"蔑"，《公》、《榖》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为"郿"，《公》、《榖》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郿"乎？曰"微"乎？"会於厥憗"，《公》、《榖》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憗"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於大义，尚无所关也。至於"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榖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馀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於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後，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於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榖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诸儒复据其见於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於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於是取其巳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增损於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说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於蔑"、"於昧"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则自三传中所取出之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榖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攙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後，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後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於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於此。然则既续之於获麟之後，宁保其不增益之於获麟之前，如《公》、《榖》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刘子骏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榖在七十子後，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也。
杜元凯曰：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後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陈氏曰：自昔相传，以为左丘明撰，其好恶与圣人同者也。而其末记晋智伯反丧於韩、魏，在获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没亦二十六年，不应年少後亡如此。又其书称"虞不腊矣"，"见於尝酎"及"秦庶长"，皆战国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其释经义例，虽未尽当理，而具得当时事实，则非二传之比也。
《朱子语录》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於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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