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七·刑考六
卷一百六十七·刑考六 (第1/3页)
○刑制
仁宗天圣四年，有司言，敕增至六千馀条，请命官删定。从之。
建隆初，《编敕》四卷，才百有六条。太平兴国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芟其繁乱，定其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总十一卷。又别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景德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至是後增至六千馀条，命官删定。帝谓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轻易改，信乎？”王曾曰：“此忄佥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十有一二，盖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为不可！”帝然之。於是下诏中外，使得言《敕》之得失。时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定。有司乃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馀条，悉附《令》後，号曰《附令敕》。七年，《令》成，颁之。是岁《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馀条。其丽於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诏下诸路阅视，听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诏须一年无改易，然後镂版。至明道元年，乃颁焉。 刑部侍郎燕肃奏：“唐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於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盖以奏谳之法废，失朝廷钦恤之意。”（详见《详谳门》）。
三年，陕西旱灾，因诏：“民持杖劫人仓库，非伤主者减死，剌隶他州，非首谋者又减一等。”且谕长吏密以诏书从事。自是诸路灾伤即降不下司敕，而民饥盗取?食多蒙矜减，赖以全活。
知谏院司马光言：“臣窃闻降敕下京东、京西灾伤州军，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独於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於宽仁，而终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从之。
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系不以闻。又自定折杖之法，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
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剌隶千里外牢城。又诏：“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剌为军兵，反重於强盗，请窃盗罪亦第减之，至十千剌为兵。”诏可。
又诏：“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剌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馀视旧益宽矣。又诏：“如闻荆湖杀人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资；捕杀者，重其赏。”
先时江、淮捕盗官奏覆，劫盗六人皆凌迟，朝廷以非有司所得专，因诏：
“获劫盗，虽情巨蠹，毋得擅凌迟。”凌迟者，先断斫其支体，次绝其吭，国朝之极法也。
诏京师正旦、四立分至、庚戌、己巳日，毋决大辟。
故事，天庆等五节，有司不奏大辟具狱者十日，天圣初，诏止三日，馀罪一日而已。开封府旧禁刑人，正旦、冬至三日，端午节一日，亦诏罢之。国忌日旧亦禁刑，至是，诏听决杖罪。
容斋洪氏《随笔》曰：“《刑统》载唐太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至於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从今以後，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儿国忌日於私第科决杖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日休务，正与私忌义等，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嘉?五年，判刑部李纟延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五百六十，其杀父母、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杀妻、杀妻之父母，妻杀夫，凡百四十，故、谋、斗、杀，千有三百，劫、盗九百七十，奸、亡命一百十。夫风俗之薄，无甚於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於盗贼。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而为善欤？愿诏刑部类次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七年，断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慎恤用刑，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帝曰： “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废，他日复得叙官，何可不重其罚！”命特停之，会赦未许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老，自言恩得任子孙，帝以仲说尝失入人死罪，不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始平二年，断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时神宗已即位），令：“应诸州军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者，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典狱之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仍从违制。大县三万户以上，依五县以上州法。
提点刑狱司终岁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检察，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神宗熙宁三年，开封府请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厢，凡斗讼。杖六十已下情轻者。
得专决。从之。 二年，知金州张仲宣坐受赃论罪。时金州金坑发，仲宣发檄巡检体究，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比较。法官坐仲宣枉法赃抵死，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恐污辱衣冠耳，其人则无足矜也。”仲宣繇是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无杖、黥者。
二年，命尚书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无择於秀州，遣内侍乘驿追逮。监察御史张戬言：“无择三朝近侍而骤系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风厉臣下之意，请免其就狱，止就行审问。”不从。诏责戬等。又命权御史台推直官张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禄卿苗振於越州。狱成，无择坐贷官钱及借公使酒，责检校工部尚书、忠正军节使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尧罪及所为不法，责复州团练副使。狱半年及决，词所连逮官吏，坐勒停、冲替、编管又十馀人，盖王安石以私怨讽御史王子韶诬其过。自後多兴诏狱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
其体大者则下御史台狱，成即开封府、大理寺究治。
三年，编?中书条例所请委逐路提点刑狱司，岁於冬夏上旬检举，牒州长吏勿留狱，牒讫奏闻。祖宗故事，每岁冬夏降诏恤刑，帝遵行之，既委各路提点刑狱，自是不复降诏。八月，诏曰：“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已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馀缗。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则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货及过制者，减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其後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馀万缗，皆取於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目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系按问，亦全给。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据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等，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网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焉。其三，剌配之法二百馀条，其?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後决剌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
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付身贴。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韩绛、曾布请用肉刑。布上议曰：“先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於仁，然而有断支体。刻肌肤，以至於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非刂、宫、大辟，然审?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之令，後世因之以为律令。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劓、墨、非刂、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因而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於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於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於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
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盗贼赃满应绞，则刖其足；良人於法应死而情轻者，则处以宫刑。至於劓、墨，则用剌配之法。降此而後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议既上，帝问可否於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辩，迄不果行。
枢密使文彦博言：“臣闻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唐末、五代，刑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於旧律者，若伪造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臣僚奏请，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若责其不悛，则持杖强盗再犯赃不满者不死，则用刑甚异於律文矣。请检详见用刑名有重於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四年，令：“盗贼、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馀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犯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以武臣为县尉。盗发十人以上者，限内捕不获半，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或群行於州县之内，掠劫於江海船船之中，非重法之地，亦以从重法论。”
嘉?中，始於开封府诸县，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亦广矣。
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俸。”四月，设置律学，设教授四员。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时已置刑法科，诏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奏举京朝官、选人两考者，上等进秩补法官，馀减磨勘，循资，免选射阙，推恩有差。法官阙员，亦以次补之。其考试关防，如诸科法。
元?中，司马光论之曰：“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馀姚县主簿李逢有逆谋，提点刑狱王廷筠等言其无迹，但谤ゥ朝政，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请法外编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权御史推直言官蹇周辅劾治。中书以廷筠等所奏不当并劾之。廷筠惧，自缢死。逢辞连右羽林大将军、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诏捕系御史台狱，令范百禄、徐禧杂治，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图识简牍。狱具，世居赐死，逢、育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簿张靖、武举进士郝士宣皆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湖南编管。 按：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自诏狱既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诏狱盛於熙、丰之?，盖柄国之权臣，藉此以威缙绅。祖无择之狱，王安石私怨所诬也，郑侠、苏轼之狱，杜绝忠言也，世居之狱，则吕惠卿欲文致李士宁以倾王安石，陈世儒之狱，则贾种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吕以倾吕公著。至王安石欲报吕惠卿而特勘张若济之狱，蔡确欲撼吴充而特勘潘开之狱，其事皆起於纤微，而根连株逮，坐累者甚众。盖其置狱之本意，自有所谓，故非深竟党与，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则不能以深竟党与，此所以滥酷之刑至於轻施也。 元丰元年，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乃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於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辄淹岁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听即决，馀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案亦上之。”迁寺於驰道之西。
国朝旧制，刑部、审刑院、大理寺主断内外所上刑狱与凡法律之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参稽审覆。官制既行，审刑院、纠察司皆省，而归其职於刑部。
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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