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刑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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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谳（平反）
高宗上元三年，左威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减外并除名，上特令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执奏，称“罪不当死”，上不从。
仁杰执奏曰：“法悬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А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二将军，千载之後谓何！臣不敢奉诏。”上乃止。
武后谋革命，大开告密之门，以诛异议者，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後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尝谓有功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后默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怛等三十七人被告称谋反，曹断并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执曰：“元淑里正，元得户人，缘祖纷争，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唤，或将奔叛相牵。反逆须有同谋，奔叛宁无叶契；无谋无契，口语口陈，即以实论，颇亦苛酷。抢杆元无影响，星文本自参差，纵使实有反言，只根换其宗姓，因根称有，正是口陈，徒侣绝无，明非实反。《贼盗律》云：‘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流三千里。’疏云：‘口陈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状，并是口陈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实之计。忝居商度，用此当宜。如不使推，请从鄙见；如将未允，终须重推。”录奏，赦依：“得宗君哲状，称无反可寻，请依徐丞见流三千里。”奉敕依，会赦免。
魏元忠为张易之等所谮，坐贬官，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元忠於郊外，易之诈为告密人柴明状，称贞慎与元忠谋反。太后使监察御史马怀素鞫之，曰：“兹事皆实，略问，速以闻。”中使督促数四，曰：“反状皎然，何稽留如此？”怀素请柴明对质，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处，但据状鞫之，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闻，太后怒曰：“卿欲纵反者邪？”对曰：“臣不敢纵反者！元忠以宰相谪官，贞慎等以亲故追送，若诬以为反，臣实不敢。昔栾布奏事彭越头下，汉祖不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诛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实闻。”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对曰：“臣智识愚浅，实不见其罪。”太后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
许州人杨元嗣告“张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於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鞫之。
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与大理丞封全慎奏：“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即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又曰：“倘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扬州推按，又敕?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又敕?副李峤安抚陇、蜀。?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
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报。崔元?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元?弟司刑少卿?，处以大辟。宋?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於心，虽死不恨！”太后不悦。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廷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宗，持敕赦之。?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谢，?拒不见。
元宗开元十八年，冀州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疋，事发，上大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缘是乞赃，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参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议条。十世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不弃，平典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疋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後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定为元勋，恩倍常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遂决杖一百，配流。
张?为父复雠杀杨汪事。（见《刑制门》）
肃宗至德二年，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不即行下，上表，以为：“去荣无状，杀本县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纵去荥，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亦能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之舍去荣而诛其馀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顺於彼，乱於富平而治於陕郡，悖於县君而不悖於大君欤！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议之。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於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於律，杀本县令，列於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今陕郡虽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
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
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执雠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复雠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於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复仇议》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徵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仇，见於《春秋》，见於《礼记》，见於《周官》，见於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详於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於圣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宁其义於经，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於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也。如百姓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於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者，书於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於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於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礼》所称，将复仇，先告於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为断於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准律，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辜内死者，依杀人论。宗元《上桂管观察府状》：“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
穆宗长庆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准京兆府申，?阳力人张氵位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徵理之，氵位乘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氵位角?力人，不敢挥解，遂持木锸击之首见血，後二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则买得合当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开教化。今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氵位是心切，非凶。以髫?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职当谳刑，合申善恶。谨先具事由陈奏，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长庆二年，白居易上言：“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寺直崔元式所执：
‘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伤损，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己死，何名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又按《律疏》云：‘不因斗争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斗争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 ‘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藉，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後，以物殴杀，即曰：‘我因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况阿王既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人者从今得计。”奉敕：“姚文秀杀妻，罪在十恶，若从宥免，是长凶愚。其律纵有互文，在理终须果断。宜依白居易状，委所在重杖一顿处死。”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等奏：“准《名例律》：‘诸断罪而无正条者，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云：
‘断罪无正条，谓一部律内，犯无罪名者。’准《杂律》：‘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事理不可为者杖八十。’疏云：‘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其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
其年七月，?州平恩县百姓高弘超，其父晖为乡人王感所杀，弘超挟刀杀感，携其首自陈，大理寺以故杀论。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殷梦复曰：“伏以挟刃杀人，按律处死；投狱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既遂报仇，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视死如归。历代以来，事多贷命。长庆二年，有康买得父宪为力人张氵位乘醉拉宪气息将绝，买得年十四，以木锸击氵位，後三日致死。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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