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刑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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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义，宜减死处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悦杀父之仇，投县请罪。敕旨：‘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自诣公门，发於天性，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宜减死。’方今明时，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须归极法，实虑未契鸿慈。”奉敕：“可减死一等。”
长兴二年四月，大理正剧可久奏：“准《开成格》，应盗贼须得本赃，然後科决；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杀论。臣请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无故，即请减一等。别增病患而死者，从辜限，正贼，减本罪五等。”中书门下覆奏：
“今後凡关贼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杀论；无故，减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验分明，如无他故，虽辜内致死，亦以减等论。”从之。至晋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统类》节文云：‘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或景迹显然，支证不谬，坚恃奸恶，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终是平人，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一等。’臣按上文云‘有故者，以故杀论，’此即是矣。其无者，亦坐减一等罪，即恐未当。假如官司或有刑狱，未见本情，不可全不诘问。据言有故者，则是曾行拷捶及违令式，或粗枷大棒，︹相抑压，以此致死者，并属有故；无故者，则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违法律，亦不坚有抑压，此则并属无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旧患疾病。推勘之际，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减等之罪。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令坐罪，事实相背，理有未通。请今後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详定院奏：“臣等参详，若违法栲掠及?法挟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杀论。若虽不依法拷掠，?非?法挟情以致其死，而无情故者，请减故杀一等。若本无情故，又依法栲掠，或未栲掠，或诘问未诘问，及不抑压，因他故致死，并属邂逅勿论之义。”从之。
按：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悯。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 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
宋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诸道州府，应大辟罪决论，录其案，朱书格律、断辞、禁仪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委刑部覆视。
五代用兵以来，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杀人，朝廷务行姑息之政，多置不问，刑部按覆之制遂废。至是，乃有是诏。又，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人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五年，陕州言：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人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脱走得免，至是长大，擒义超诉於官。有司引赦当原，上曰：“岂有杀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论？”即命斩之。
太宗兴国二年，泾州言：定县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断其喉而杀之。下诏曰：
“刑宪之设，盖厚於人伦，孝慈所生，实由乎天性。矧乃嫡继之际，固有爱憎之殊。法贵原心，理难共贯。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
九年，凤翔司理杨燕阝、许州司理张睿并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处燕阝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诏曰：“法寺以燕阝等本非用情，宜从公过议法；刑部以其擅行掠治，合以私罪定刑。虽所执不同，亦未为乖当。国家方重惜人命，钦恤刑章，岂忍无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刑部之议，自今诸道敢有擅掠囚致死者，悉以私罪论。”
端拱元年，广安军民安崇绪录禁军，诉继母冯尝与父知逸离，今来占夺父赀产，欲与己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亻必固执前断，遂下台省集议。徐铉议曰：“伏详安崇绪词理虽繁，今但当定其母冯与父曾离与不离。如已离异，即须令冯归宗；如不曾离，即崇绪准法诉母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崇绪所执父书，只言遂州公论後母冯自归本家便为离异，固非事实；又知逸在京，阿冯?来知逸之家，数年後知逸方死，岂可并无论诉遣斥？
其证一也。本军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证云‘己曾离异，诸亲具知’，及欲追寻诸亲，景泛便自引退，其证二也。知逸有三处庄田，冯?後来，自占两处，小妻高占一处。高来取冯庄课，曾经论讼，高即自引退。不曾离，其证三也。本军曾收崇绪所生母蒲勘问，亦称不知离绝，其证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阿冯?归以来，凡经三度官司勘鞫，并无离异状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绪请依刑部、大理寺元断处死。”右仆射李?等四十三人议曰：“据法寺定断，以安崇绪论嫡母冯罪便合处死，臣等深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是安崇绪之亲母，崇绪本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充，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负何辜而绝嗣？阿蒲处何地而?身？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又不乏养。所有罪犯，并准赦原。”诏从?等议，铉、亻必各夺一月俸。
真宗咸平四年，天下断死罪八百人，上览囚簿，怃然动容，语宰执曰：“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倘不用心，岂无枉滥邪！故事，死罪狱具，三覆奏，盖其重慎，何代罢之？遂命检讨沿革。终虑淹系，不克行也。 仁宗天圣初，燕肃判刑部，上奏，言：“唐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太宗曰：
‘其?有可矜者，岂宜一以律断？’因诏：凡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又诏：
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众。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於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至上请，而法寺多所举驳，官吏率得不应奏之罪，故皆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臣则以为，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未闻淹延以害汉、唐之冶也。”下其章中书，王曾以谓：“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请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遂下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重轻，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时天圣四年也。其後，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草，率以恩释，著为例，名曰“贴放”。
於是吏无所牵制，请谳者率多为减死，赖以生者，盖莫胜数焉。 庆历?，宁州童子年九岁，殴杀人，当弃市。帝以童孺争斗，无杀心，止命罚金入死者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府上具狱，当民死。宰相以为可矜，帝曰：“情虽可矜，法亦难屈。”命杖脊，舍之。
神宗熙宁元年，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有妇云於母服嫁韦，恶韦寝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大理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贷之。知州许遵言：“当减谋杀罪二等，请论如敕律。”乃送刑部刑部，断如审刑、大理。遵不服，请下两制议。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不同，遂各为奏。光言：‘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断狱。’按律：‘其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者，盖以与人损伤，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别因有犯，如为盗、劫囚、略卖人之类，本无杀伤之意而致杀伤人者，虑有司执文，并不许首，故申明‘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二等：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则谓之故。谋者重，故者轻。今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得首，杀伤不原，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参酌其中，从故杀伤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可首，已伤不在首限。今许遵欲以谋与杀分为两事。按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以谋与杀为两事，则故与杀亦为两事也。彼平居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获贷死，已是宽恩；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统》杀伤罪名不一，有因谋，有因斗，有因劫囚窃囚，有因略卖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强奸有因厌魅咒咀，此杀伤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故《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其意以为，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许首杀伤，刑名未有所从，唯有故杀伤为无所因而杀伤，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因犯过失杀伤而自首，则所因之罪已免，唯有伤杀之罪未除。过失杀伤，非故杀伤，不可亦从故杀伤法，故《刑统》令过失者，从本过失法。至於斗杀伤，则所因之罪常轻，杀伤之罪常重，则自首合从本法可知。此则《刑统》之意，唯过失与斗当从本法。其馀杀伤，得免所因之罪，皆从故杀伤罪科之，则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杀伤之情本轻者，自从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杀伤者，谓别因有犯，遂致杀伤。窃以为律但言‘因犯’，不言‘别因’，则谋杀何故不得为杀伤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谋专为杀人，即无所因之罪。窃以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为亡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然窃原法寺、刑部所以自来用例断谋杀已伤不许首免者，盖为《律疏》但言‘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遂引为所因之罪，止谓因盗杀伤之类，盗与杀伤为二事，与谋杀杀伤类例不同。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其於出罪，则当举重以包轻，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於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议者或谓，谋杀已伤，情理有甚重者，若开自首，则或启奸。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於下，人无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论，敕律悉己明备，所争者，惟谋为伤因不为伤因而已。臣等以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盖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从故杀伤法，则所因之谋罪虽原免，而伤者还得伤之罪，杀者还得杀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备偿则不许首，今於人损伤，尚有可当之刑，而必使偿之以死，不已过乎！古初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杀而伤者，则增至於斩，因谋杀而伤者，则增入於绞。倘有不因先谋，则不过徒、杖三等之科而已，岂深入於绞斩乎？若首其先谋，则伤罪仍在，是伤不可首，而因可首，则谋为伤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於必杀。今若由此著为定论，塞其原首之路，则後之首者，不择轻重，有司一切按文杀之矣，朝廷虽欲宽宥，其可得乎！苟以为谋杀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则六科之中，当著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例也。《编敕》所载，但意在致人於死并同，己及伤与不伤，情理、凶恶不至死者，许奏裁。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後敕而奏决，则何为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制曰：“可。”大理寺、审刑、刑部法官皆释罪。於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安石与师元、冠卿反覆论难，师元等益坚其说。明年二月庚子，诏：“自今谋杀人已死自首及按问欲举，并奏取敕裁。”而判部刘述、丁讽奏庚子诏书未尽，封还中书。於是安石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己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於帝前，卒从安石议。是月甲寅，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误杀人伤与不伤，奏裁。”收还庚子诏书。刘述等又奏，以为不当以敕颁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及开封府而不颁之诸路，入误引刑一司敕，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ダ皆请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於律不可首。请自今已後，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时富弼入相，帝令弼与安石议。弼谓安石以“谋与杀分为二事，以破析律文，盍从众议”，安石不可，弼乃辞以病。
八月，遂诏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诏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劾刘述、丁讽王师元以闻，述等皆贬。司马光言：“阿云之狱，中材之吏皆能立断，朝廷命两制、两府定夺者各再，敕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一，争论从横，至今未定。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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