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
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 (第3/3页)
後可以为一书。若《大学》、《中庸》，则《孟子》之伦也，不可附之《礼》篇。至於《学记》、《乐记》、《?居》、《燕居》、《缁衣》、《表记》，格言甚多，非《经解》、《儒行》之比，当以为《大学》、《中庸》之次也。《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又其次也。
若《周官》则决不出於周公，不当立博士使学者传习，姑置之足矣。古者经而无数，逮孔子删定系作，然後《易》、《诗》、《书》、《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门，经无五六之称，其後世分《礼》、《乐》为二，与《四经》为六欤？抑合《礼》、《乐》为一，与《四经》为五欤？废仲尼亲笔所注之《春秋》，而取刘歆所附益之《周礼》，列之学官，於是《六经》名实益乱矣。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虽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所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於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刻焉，何患於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於此哉！此冯道、赵凤之失也。
後汉乾?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时戎虏猾夏之後，官族转徙，书籍罕存。诏下，鲜有应者。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衔焉。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馀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馀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ㄈ归朝，又收其书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於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
“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於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於内庭。西序启便门，以备行幸，於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九年正月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
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馀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馀，别为书库，目曰秘阁。以礼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阁。八月，赐宴於秘阁。
右仆射李?，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中、谏议舍人等皆预焉。大陈图籍，令观之。翌日，又诏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馆并赐宴，复令观书。是岁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则有麒麟、天禄阁，命刘向、扬雄典校其书，皆在禁中，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後汉之东观，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文帝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之事。後以秘书属少府，王肃为秘书监，表论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也。’由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
‘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於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故晋孝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书三万馀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於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事成，列於乾元殿之东廊。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之於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史文籍，荡然流离，仅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敝之季，开政治之源，三馆之书，购求渐广，经籍之道，於是复兴。陛下运独见之明，下惟新之诏，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议也。况睿藻神翰，盈溢编帙，其所崇重，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创置之後，载离寒暑，而官司所处，未有定制。望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叙其先後，著为永式。其秘书省既无籍，元隶百司，请如旧制。”诏可其奏，列秘阁次於三馆。三年八月，馆阁成，上制赞亲书，并篆额勒石，立於阁前。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後，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於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
“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馆阁火，移寓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楼本补写，既多损蠹，更命缮还。天圣三年，成万七千六百卷，归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馆阁复而外院废。时巳增募写书史，专事完缉。景?初，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四库书，判馆阁官覆视录校。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赐官吏器币，就宴辅臣、两制、馆阁官，进管句内侍官一等。诏购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完，始命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嘉?四年，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内臣监馆阁久不更，书多亡失，补写不精。请选馆职，分吏编写，重借书法，求访所遗事。”并施用。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书，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编校，二年迁馆职，阙即随补。岁馀，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後，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後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遗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明年冬，奏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赐宴如景?，自是编写不绝。收献书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衤复讹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广收典籍，所以备人君览观，以成化天下。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分经、史、子、集，其书类多讹舛，累加校正，尚无善本。盖逐馆几四万卷，校仇之时，务存速毕，每帙止用元写本一册校正而已，更无兼本照对，第数既多，难得精密，故藏书虽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汉书·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官重衤复校正，校正既毕，然後校後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後，及於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七史》例，於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讠誊写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晋，次及宋、齐，至唐则分为数等，取其堪传者，则校正，庶几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虽不行，然补写校定，访求阙遗，未尝废也。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自是中外以书来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改官制，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缉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於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元?中，诏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可添一员，以选人秦观充。黄本书，即嘉?中写印正本。绍圣初，罢不复置。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大观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覆校。四年，秘书监何志同言： “汉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常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未远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馀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逸之数浸多。谓宜及今有所搜采，视旧录有未备者，颁其名数於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即其家传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从其请。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 “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馀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写御前书籍所於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馀官为校勘官。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诏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宁区宇，作新斯文，屡下诏书，访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几乎古，历岁浸久，有司玩习，多致散缺，私室所?，世或不传。可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求最多州县，亦具名闻，庶称朕表章阐绎之意。”又诏曰：“三馆图书之富，历岁滋久，简编脱落，字画讹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遗，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命建局，以补全校正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凡所资用，悉出内帑，毋费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诏同日而下，四方奇书，自是?出。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之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於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诏，其略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癸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後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复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 叶氏《过庭录》曰：前世大乱之後，书籍散亡，时君多用意搜求。自汉成帝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而命刘向等校之，至隋炀帝设二台，募以金帛，开元後，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苗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
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此亦藏书一僻也。汉武帝时，河?献王以乐书来献，乃《周官·大司乐章》。当时《六经》犹未尽出，其误固无足怪。齐高帝时，雍州发古冢，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世既无此书，僧虔何从证之乎？此亦好奇以欺众尔！本朝公卿家藏书，惟宋宣献最精好而不多。盖凡无用与不足观者，皆不取，故吾书每以为法也。
又曰：古书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承平时，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崇文总目》所载是也。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其?颇有不必观者。惟宋宣献家择之甚精，止二万许卷，而校仇详密，皆胜诸家。吾旧所藏，仅与宋氏等，而宋氏好书，人所未见者，吾不能尽得也。自《六经》、诸史与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馀卷。读之固不可限以数，以二十年计之，日读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馀一读足矣。惟《六经》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气渐暑，不能泛及他书，即日专诵《六经》一卷，至中秋时毕，谓之“夏课”，守之甚坚。宣和後始稍废，岁亦必一周也。每读不唯颇得新意前所未达者，其先日差误所获亦不少，故吾於《六经》似不甚灭裂。《南史》记徐盛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辈说刘原父初为穷经之学，寝食坐卧，虽谒客，未尝不以《六经》自随。蝇头细书为一编，置夹袋中，人或效之。後佣书者遂为雕板，世传“夹袋《六经》”是也。今人但随好恶，苟诵一家之说，便自立门户，以为通经。内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习闻见，所以日趋於浅陋也。 王氏《挥麈录》曰：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於仇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得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後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於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於後代。靖康ㄈ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 南渡後，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之?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处之，极为华焕。丁卯年，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馀卷，亦以是岁火。岂厄会自有时邪？
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於用。金石、草木、丝麻、五?、六材，有?於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悦於人之耳目而?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於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鲁，然後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於上国，然後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於礼乐，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汉已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於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於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於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馀卷。公择既巳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於文词，见於行事，以闻名於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於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馀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右历代收书之数，藏书之所，备见前志；而叶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书之大概也。坡翁一记，可以警蓄书而不读者，故并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