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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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卷 (第1/3页)

    汉纪二十一孝元皇帝下永光三年(庚辰、前41)

      汉纪二十一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 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1] 春季,二月,冯奉世回长安,调任左将军,封关内侯。

    [2]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2] 三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康当济阳王。

    [3]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3] 夏季,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秋季,七月壬戌(疑误),任命平恩侯许嘉当大司马、车骑将军。

    [4]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4] 冬季,十一月己丑(初八),地震,降雨。

    [5] 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5] 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前40)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 春,二月,赦天下。

      [1]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 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3] 夏季,六月甲戌(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4]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徵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4] 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5] 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5] 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6] 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6] 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崐封国移民到那里。

    五年(壬午、前39)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1]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 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2] 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3] 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4]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4] 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5]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5] 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崐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立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不同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6] 初,武帝既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岁,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6] 当初,武帝曾经堵塞黄河决口,筑宣房宫。后来,黄河又在北面的馆陶决口,形成屯氏河,沿东北方向入海,因为河床广度深度跟黄河相同,所以听其自由发展,不再堵塞决口。本年,黄河在清河郡所属灵县鸣犊堤再度决口,屯氏河于是无水干涸。

    建昭元年(癸未、前38)

      建昭元年(癸未,公元前38年)

    [1] 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

      [1] 春季,正月戊辰(二十九日),陨石坠在梁国。

    [2]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 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 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

      [3] 冬季,河间王刘元,被控残杀无罪之人,撤销爵位,贬逐房陵。

    [4] 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4] 元帝下令撤除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园。

    [5] 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等皆惊走;冯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惭,由是与冯有隙。冯,左将军奉世之女也。

      [5] 元帝前往虎圈,观赏野兽搏斗,妃嫔们都在座奉陪。一只熊突然跳出圈外,攀着阑杆想上殿堂。元帝左右的侍从、贵族,包括傅婕妤在内的妃嫔们,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妤,一直向前站着挡住熊。武士把熊杀死。元帝惊魂初定后,问她:“人人恐惧,你为什么上前阻挡熊?”冯婕妤说:“猛兽凶性发作,只要抓着一个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恐怕它直扑陛下的座位,所以以身阻挡它。”元帝感激嗟叹,对冯婕妤倍加敬重。而傅婕妤大为惭愧,从此与冯婕妤产生隔阂。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二年(甲申、前37)

      二年(甲申,公元前37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1]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 夏,四月,赦天下。

      [2]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 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

      [3] 六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兴为信都王。*[4]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4] 东郡人京房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京房。”他的学说长于占卜天灾人祸,共分六十卦,轮流交替地指定日期,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运用这种学说,尤其功力深厚,被地方官府推荐为“孝廉”之后,他到朝廷充当郎,屡次上书元帝,议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喜欢他,数次召见,向他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能,万事都有成就,祥瑞显现。衰亡之世,任用官员则以遭诋毁还是受称赞为依据,所以政治腐败,因而招致天灾变异。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及其政绩,天灾变异才可停止。”元帝命京房主持这件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讨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侦察,不可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当时,正好各州刺史向朝廷奏报事宜,集中在京师长安。元帝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核之事,刺史们也认为不可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时反对,后来转为支持。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恒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他们不是贤能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不觉悟而另外任用贤能,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崐》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让石显退位。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君王的德行不昌明,则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元帝的诱导,可以说是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诗经》说:“我不但当面把你教训过,而且提起过你的耳朵。不但是用手携带着你,而且指示了你许多事。”又说:“我教导你是那么的恳切细致,而你却漫不经心、听不进去。”这说的就是汉元帝啊!

      [5] 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5] 元帝命京房推荐他的学生中通晓检验政绩和有能力考察官吏的人,准备试用。京房上奏:“中郎任良、姚平,希望能用为刺史,在各州试行考绩制度。请准许我留在朝廷,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然而石显、五鹿充宗都痛恨京房,想使京房远离元帝,于是向元帝建议,应该试任京房为郡守。元帝遂任命京房当魏郡太守,允许他以考功法去治理本郡。

      房自请:“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等有隙,不欲远离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京房请求:“年终时候,请准许我乘坐驿车前来,向陛下当面报告。”元帝许可。京房自知数次因为议论受到大臣的非议,跟石显之间怨恨已成,不想远离元帝身边。于是上密封的奏章:“我一出京师,恐怕被当权大臣所害,身死而事败,所以盼望在年终之时,得以乘驿车到京师向陛下奏事,幸而蒙陛下哀怜而允许。然而,六月辛巳(二十日),阴云乱风四起,太阳光芒暗淡,显示高级官员蒙蔽天子,而天子心里怀疑。六月己卯(十八日)、庚辰(十九日)之间,定有要隔绝陛下与我的关系,使我不得乘坐驿车奏事的事情发生。”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京房还没有出发,元帝命阳平侯王凤奉诏通知京房,不要乘驿车回京师奏事。京房心中更加惊恐。秋季,京房出发,走到新丰,托朝廷传送文书的差人再上密封的奏章:“我先前于六月间曾上书陛下,所说《遁卦》虽未应验,但占候之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刚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我:“你可以说通晓道术,却不能说笃信崐道术。你所预测的天灾变异,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现在,大水已经涌出,有道术的人就要被放逐而死在外边,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说:”陛下最仁爱,对我尤其宽厚,即令因进言而死,我还是要进言。‘姚平又说:“你只能说是小忠,不算大忠。从前,秦朝赵高执政,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讥讽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淫威从此形成。所以秦朝的衰乱,是正先推动的。’而今我出任郡守,把考核功效引为自己的责任,只恐怕还没有着手便被诛杀。求陛下不要使我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像正先那样死去,让姚平嘲笑。”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臣前白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无色者也。臣去稍远,太阳侵色益甚,愿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京房到陕县,再上密封奏章:“我先前建议由任良负责官员考绩,让我留在朝廷。议论此事的人知道这样对于他们自身不利,而且不可能把我和陛下隔绝开来,所以说:”与其学生出面,不如试用老师。‘可是,如果派我当刺史,又怕我面见陛下奏报,于是又说:“当刺史,可能与太守不同心,不如当太守。’目的在于隔绝我们君臣。陛下没有反对他们的主张,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云乱风所以不散,太阳失去光辉的原因。我离京师长安渐远,太阳的昏暗越来越重。盼望陛下不要难于征我回京师而轻易地违背天意!邪恶阴谋,人虽不觉,上天却必有变化,所以人可以欺,天不可以欺,请陛下详察!”

      房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舅张博,倾巧无行,多从王求金钱,欲为王求入朝。博从京房学,以女妻房。房每朝见,退辄为博道其语。博因记房所说密语,令房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王,以为信验。石显知之,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皆下狱,弃市,妻子徙边。郑弘坐与房善,免为庶人。

    京房离开一月余,竟被征回京师,逮捕入狱。当初,淮阳宪王刘钦的舅父张博是一个看风行事,无善行的人物,向刘钦要了许多金钱,到京师长安活动征召刘钦入朝。张博曾跟随京房学习《易经》,而且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回家之后,都把跟元帝之间问答的话告诉张博。张博于是暗中记下京房所说的机密言语,让京房代刘钦草拟请求入朝的奏章。他把这些密语记录和奏章草稿,都送给刘钦过目,作为他工作的证明。石显知道此事后,指控:“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治国措施,把罪恶推到皇帝身上,贻误连累诸侯王。”于是京房跟张博都被捕入狱,在街市上斩首,妻子儿女被放逐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被控跟京房是朋友,遭免职,贬作平民。

      [6] 御史中丞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朱云善,漏泄省中语,石显微伺知之,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

    [6] 御史中丞陈咸不断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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