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四 文部二十
卷六百四 文部二十 (第2/3页)
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或致私嫌，纵臣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它不要更修。”
又曰：文宗尝问：“《顺宗实录》似未详实，史官韩愈不是当时屈人否？”李石曰：“韩愈贞元末为四门博士。”上曰：“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郑覃曰：“汉武中年後大发戎马，拓土开边，生人耗竭，粮饷不给。本纪所述，亦非过言。”石曰：“史笔不直，率多无後。郑覃所陈，志在讥谏，欲陛下究盛德，故言汉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诚可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观书，无不该涉，然经典切切不过一二百言，圣意所存‘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两句实可寝食佩服。”
又曰：张次宗有文学，稽古历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於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对，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郑朗等：“适所纪录者，将来一观。”郑朗对曰：“臣执笔所纪，便目为史。臣闻自古帝王不合观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远征故实，尝闻太宗皇帝欲观览国史，用知得失。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义归尽善。若至会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极陈善恶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问褚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上又谓朗曰：“适之所纪，且是直书，未有否臧，一见无爽。”朗乃进所纪，上略览曰：“卿宜门外重写录进。”其日晚，内出诏示宰臣，曰：“适郑朗奏朝来所纪之事，拟不进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恶必书。或有平生之闲话，不关理道之体要，垂诸将来，实为愧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得戒丑言。”又尝於紫宸殿对百僚遣ト门使就起居舍人魏取注记。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得书之。臣愿以陛下为太宗文皇陛下，许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尝观之。”曰：“是前起居不详故事，臣今岂得陷陛下为非？若陛下一览之後，自此文字须有回避。如此则善恶不直，如何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周书》曰：贾纬乾中受诏与王伸、窦俨修晋高祖、少帝、汉高祖三朝实录。纬以笔削为己任，然而褒贬任情，记注不实。晋宰相桑维翰执政，尝薄纬之为人，不甚见礼。纬深衔之。及叙维翰传，称维翰身没之後，有白金八千铤，他物称是。翰林学士徐台符，纬邑人也，与纬相善，谓纬曰：“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不亦多乎？”乃改为白金数千铤。
《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乎述陶唐以来，至麟德止，自黄帝始，原始察终，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杂记》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又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读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司马氏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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