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居士集卷三十九
卷三十九·居士集卷三十九 (第1/3页)
记十首 〈附一首〉
泗州先春亭记〈景祐三年〉
景祐二年秋，清河张侯以殿中丞来守泗上，既至，问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旧而广之，度为万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万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与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实石坚，捍暴备灾可久而不坏。既曰：“泗，四达之州也，宾客之至者有礼。”于是因前蒋侯堂之亭新之，为劳饯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会也，岁漕必廪于此。”于是治常丰苍西门二夹室，一以视出纳，曰某亭；一以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后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筑州署之东城上为先春亭，以临淮水而望西山。 是岁秋，予贬夷陵，过泗上，于是知张侯之善为政也。昔周单子聘楚而过陈，见其道秽，而川泽不陂梁，客至不授馆，羁旅无所寓，遂知其必亡。盖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为政之法，而《周官》尤谨著之以为御备。今张侯之作也，先民之备灾，而及于宾客往来，然后思自休焉，故曰善为政也。
先时，岁大水，州岁溺，前司封员外郎张侯夏守是州，筑堤以御之，今所谓因其旧者是也。是役也，堤为大，故予记其大者详焉。
夷陵县至喜堂记〈景祐三年〉 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肃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书荆以狄之，而诗人亦曰蛮荆，岂其陋俗自古然欤？
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树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又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以变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其县，起敕书楼，饰厅事，新吏舍。三年夏，县功毕。
某有罪来是邦，朱公与某有旧，且哀其以罪而来，为至县舍，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度为疏?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弃恶地，处穷险，使其憔翠忧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
然夷陵之僻，陆走荆门、襄阳至京师，二十有八驿；水道大江、绝淮抵汴东水门，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为吏者多不欲远来，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岁满，或自罢去。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作《至喜堂记》，藏其壁。
夫令虽卑而有土与民，宜志其风俗变化之善恶，使后来者有考焉尔。
峡州至喜亭记〈景祐四年〉
蜀于五代为僭国，以险为虞，以富自足，舟车之迹不通乎中国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
岷江之来，合蜀众水，出三峡为荆江，倾折回直，捍怒斗激，束之为湍，触之为旅。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不及顾视，一失毫厘与崖石遇，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师而移用乎诸州者，皆陆出，而其羡余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弃之然，其为险且不测如此。夷陵为州，当峡口，江出峡始温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
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为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为下州，廪与俸皆薄，而僻且远，虽有善政，不足为名誉以资进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诗》所谓“恺悌君子”者矣。自公之来，岁数大丰，因民之余，然后有作，惠于往来，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是皆宜书。故凡公之佐吏，因相与谋，而属笔于修焉。
襄州谷城县夫子庙碑记〈宝元元年〉
释奠、释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贽，故始入学者必释菜以礼其行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则其又略也，故其礼亡焉。而今释奠幸存，然亦无乐，又不遍举于四时，独春秋行事而已。《记》曰：“释奠必有合，有国故则否。”谓凡有国，各自祭其先圣先师，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鲁之孔子。其国之无焉者，则必合于邻国而祭之。然自孔子殁，后之学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为先圣，而后世无以易。学校废久矣，学者莫知所师，又取孔子门人之高弟曰颜回者而配焉，以为先师。隋、唐之际，天下州县皆立学，置学官、生员，而释奠之礼遂以著令。其后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殁，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而后之人不推所谓释奠者，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殁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祭之礼，以迎尸、酌鬯为盛。释奠、荐馔，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乐舞、授器之礼，今又废，则于其略者又不备焉。然古之所谓吉凶、乡射、宾燕之礼，民得而见焉者，今皆废失，而州县幸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之祭，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器焉。其牲酒器币之数，升降俯仰之节，吏又多不能习，至其临事，举多不中而色不庄，使民无所瞻仰。见者殆焉，因以为古礼不足复用，可胜叹哉！
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术，以文太平之功。以谓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圣之号以褒崇之，讲正其礼，下于州县。而吏或不能喻上之意，凡有司簿书之所不责者，谓之不急，非师古好学者莫肯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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