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先公事迹〈欧阳发等述〉
附录二·先公事迹〈欧阳发等述〉 (第1/3页)
先公为人天性刚劲，而气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尝有所屑屑于事。事不轻发，而义有可为，则虽祸患在前，直往不顾。以此或至困逐，及复振起，终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夺。四五十年之间，气象伟然盖天下，而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故历事三圣，尝被眷倚，遂托以天下安危之计。而公亦以身许国，进退出处，士人以为轻重。至于接人待物，乐易明白，无有机虑与所疑忌。与人言，抗声极谈，径直明辨，人人以为开口可见心腑。至于贵显，终始如一，不见大官贵人事位貌之体，一切出于诚心直道，无所矜饰，见者莫不爱服。而天资劲正高远，无纤毫世俗之气，常人亦自不能与之合也。平生学之所得，以至文章事业，皆明识所及，性所自得，不劳而至，无所勉强。而众人学之者，终莫能及。其于经术，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性情，其所发明简易明白。其论《诗》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公于经术，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数事，皆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如五帝不必皆出于黄帝，春秋赵盾弑君非赵穿，许世子非不尝药，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数，及力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正统论》破以秦为伪闰，或以功德，或以国地不相臣属，则必推一姓以为主之说。以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统一天下之不一。至于各据地而称帝，正朔不相加，则为绝统，惟合天下于一者为正统。统或绝、或续，而正统之说遂定焉。然亦不苟务立异于诸儒，尝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非好为异论也。”其于《诗》、《易》，多所发明。为《诗本义》，所改正百余篇，其余则曰：“毛、郑之说是矣，复何云乎。”其公心通论如此。
先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阅之，谓韩国太夫人曰：“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及举进士时，学者方为四六，号时文，公已独步其间。天圣七年，补国子监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试，皆为第一人，由是名重当世。及景祐中，在西京，与尹公洙偕为古文。已而有诏，戒天下学者尽为古文。独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间，天下以为模范，一言之出，学者竞相传道，不日之间，流布远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后进之士，争为门生，求受教诲。当世皆以为自两汉后，五六百年，有韩退之；退之之后，又数百年，而公继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作《尹公洙志文》，以为尹公文简而有法，取其意而为之，即得其体。《石先生介墓志》，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与其大节气概，读之如见其人。作《集古录叙》，今王丞相以谓读之可辟疟鬼。
先公既奉敕撰《唐书·纪·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纪》，用《春秋》之法，虽司马迁、班固皆不及也。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请取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熙宁中，有旨取以进御。〈按《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诏颍州令欧阳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笔札，精劲雄伟，自为一家，当世士大夫有得数十字，皆藏以为宝，而未尝为人书石。
先公平生以奖进贤材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既为当世宗师，凡后进之士，公尝所称者，遂为名人。时人皆以得公一言为重，而公推扬诱进不倦，至于有一长者，识与不识皆随其所长而称之。至今当世显贵知名者，公所称荐为多。今湖州孙正言觉为合肥主簿，未与公相识。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时胡侍讲在太学以属公，公为作手书与其寮佐，令保全之，遂获免。福州处士陈烈，素不与公相识。公闻其名，知其行义，屡荐于朝，乞赐召用，朝廷即召烈为国子监直讲。
先公尝言：平生为学所得，惟平心无怨恶为难。故于事未尝挟私喜怒以为意，虽仇雠之人，尝出死力挤陷公者，他日遇之，中心荡然，无纤芥不足之意。尝曰：“孔子言以直报怨。夫直者，是之为是，非之为非。是非付之至公，则是亦不报也。”先公初贬滁州，盖钱明逸辈为之。自外还朝，遇明逸于京师，屡同饮宴，不以为嫌。其后公在中书，明逸罢秦州归，复用为翰林学士。近日小人蒋之奇妄兴大谤，及公移青州，其兄之仪知临淄县，为二司所不喜，力欲坏之，亦以托公。公察其实无他，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尝以矜人，而乐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长。诗笔不下梅圣俞，而尝推之，自谓不及，然识者或谓过之。初奉敕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书成奏御，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宋丞相庠闻之叹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先公笃于交友，恤人之孤。梅圣俞家素贫。既卒，公醵于诸公，得钱数百千，置义田以恤其家，且乞录其子增。尹龙图洙已卒，公乞录其子构。孙先生复有《尊王发微》十五卷，有旨进内，未毕而卒。公乞令其家录进，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构、孙大年、梅增，皆蒙录用以官。
天圣初，胥公在汉阳，先公时年二十余，以所为文谒之。胥公一见奇之曰：“子当有名于天下。”因馆于门下，与公偕入京师，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为留守推官。一日，当都厅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归。文康曰：“勘兵士何谓未断？”公曰：“合送本处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处断过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须疑。”公曰：“若相公直断，虽斩亦可，有司则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问：“军人未断否？”公曰：“未。”文康曰：“几至误事。”明日，遂送所属处。
先公在河南，以文学负当世之名。前后留守，皆名公好贤，莫不倾身礼接。王文康自西京召归，谓公曰：“今来有例，合举馆职，当奉举。”遂用王文康公荐，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试。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先公一日遇司谏高若讷于余襄公家，若讷非短范公，以为宜贬。公归，遂为书与之辩，且责若讷不能论列。若讷缴进其书，遂坐贬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连坐被贬。蔡公为《四贤诗》述其事，天下传之。 先公既坐范公远贬，数年，复得滑州职官。会范公复起，经略陕西，辟公掌笺奏，朝廷从之。时天下久无事，一旦西边用兵，士之负材能者，皆欲因时有所施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贤下士，故士之乐从者众。公独叹曰：“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遂辞不往。其于进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义自得主知，未尝有所因缘凭藉。
先公在馆中，遇西边用兵，天下多事，诣阙上书，为三策，以料贼情，及指陈天下利害甚众。既而有诏，百官许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陈当时之患。仁宗增谏官为四员，先公与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书素同时迁用。是时陕西用兵已久，京东、西盗贼群起，内外多事。仁宗既进退大臣，遂欲改更阙失，方急于求治。公遇事感激，知无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献公、今司徒韩魏公、富郑公四人同时登用，公屡请召封访问，责以所为。既而仁宗降手诏，出六条以责诸公，各亦有所陈述。公言诸公所陈，宜力主张，勿为群言所夺。而王文安公为三司使，有为无名诗中之者。公请严禁止之，以绝小人流言，摇动朝政之渐，敕出官爵购捕其人。时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语言动摇，及敕榜出，自此遂绝。是后，上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贬，先公与余襄公等坐党人被逐，朋党之说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时名士皆被目为党人。公在谏院，为《朋党论》以献，群言遂息，大救当时之弊。时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一旦陕西用兵，而群贼王伦、张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请遣使者按察州县，朝廷命诸路转运使皆兼按察。公言转运使苟非其人，则按察遂为空名，复条陈按察六事。于是两府聚议，尽破常例，不次用人。〈后来别因一札子中备言此事。〉其后州县多所升降，内外百职振举。及杜待制杞为京西转运使，与御史蔡禀同治贼事，公言杞可独任，无用禀。杞果遂平诸盗，京西无事。
时张温成方有宠，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绫罗八千匹。先公上言，乞裁损其恩宠，及其亲戚恩泽太频可以减罢，极陈女宠骄恣以至祸败之戒。 皇叔燕王薨，议者以国用不足，请待丰年而葬。先公乞减费而葬，以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恶名，使四夷闻天子皇叔薨，无钱出葬，遂轻中国。有旨，减节浮费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骚然，未见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则太平，失道则危乱。今见其失，未见其得，愿陛下忧勤万务，渐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庆历三年，御试进士，以《应天以实不以文》为赋题。公为拟试赋一道以进，指陈当世阙失言，言甚切至。 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到任便进羡余钱十万。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御刻剥。
前后所上章疏百余，其间斥去奸邪，抑绝侥幸，以谓任人不可疑，节制不可不一，当推恩信以怀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谏官除知制诰。故事：知制诰当先试。有旨更不召试，有国以来不试而受者惟杨文公、陈文惠公与公三人。公既典制诰，尤务敦大体。初作《劝农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传诵，王言之体，远复前古。 陕西兵役之后，河东困弊，粮草阙少。又有言者请废麟州，或请移于合河津，或请废五寨。朝廷命先公视其利害，及访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划经久利害，及计置粮草。公为四议，以较麟州利害，请移兵就食于河滨清塞堡，缓急不失应援，而平时可省馈运，麟州遂不废。又建言忻、代、岢岚、火山四州军，沿边有禁地弃而不耕，人户私籴北界斛斗，入中以为边储，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万石以实边，朝廷从之。此两事，至今大为河东之利。
自西事后，河东赋敛重而民贫，道路嗟怨。先公奏罢十事，以宽民力。〈文字见《河东奏事》，谓乞罢和籴米、三司银之类。〉先公自河东还，会保州兵叛，遂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别得不下司札子云：“河北宜选有文武材识转运使二员，密授经略之任，使其熟图利害，豫为御备。”保州既降，总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冯博文等亦往往效之。先公发博文罪，置狱推劾，昭亮恐惧，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后，河北兵骄，少不如意即谋结集，处处有之。上下务在姑息。先公屡乞主张将师每事镇重，以遏士心，河北卒无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胁从者二千余人，分隶河北诸州。富郑公为宣抚使，恐其复生变，欲委诸州同日诛之。方作文书，会先公权知镇府，遇富公于内黄，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祸莫大于杀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许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且无朝旨，若诸郡不肯从命，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州，必不从命。”富郑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经营，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财产所出，兵粮器械，教阅阵法，一一别为图籍，尽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问公曰：“公以文章儒学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职，吾所愧也。系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纲司，通致粮运，以省入中之数。置都作院于磁、相二州，以省诸州兵器之费。既究见河北利害本末，乃一一条列，遍贻书于执政，将大为经画。未尽行，而公罢去。
庆历初，仁宗既复四谏之职，拔英俊贤能材德之士，并进于朝。公负天下之望而居其职，仁宗宠异之意独绝众人，尝因奏事，论及当世人材，仁宗不觉谓公曰：“如欧阳某，何处得来！”公乃尽心悉力，思所补报，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权贵，排击奸佞，怨怒随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时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谓艰难之际，非公不足以办事，故自谏官奉使河东，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转运使张р之得罪。公自河东还未数月，复出为河北转运使，及陛辞之日，仁宗面谕曰：“不久当还，无为久居计。有事但言来，无以中外为限。”公对曰：“在京师所言，尚以风闻，或恐失实，况于在外？”仁宗曰：“有所闻，但言来，行与不行则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举，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韩、富同时罢黜，小人汇进。公上疏，极言四人忠实可用而无过，辨明小人诬罔之言，请加任用。于是群小益惧，相与造为谤辞。及诏狱之起，穷究无状，仁宗亦悟，止夺职知滁州。
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蜂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之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远而奏之，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忧。
先公初服除，还朝，惟除本官龙图阁直学士，而无主判。入见日，仁宗恻然，怪公鬓发之白，问公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公求补外，仁宗曰：“此中见人多矣。为小官时，则有肯尽言，名位已高，则多顾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责大臣，即以公判流内铨。是时小人忌公且进用，伪为公乞澄汰内臣札子，传布中外。内臣人人切齿，判铨六日，杨永德以差船及引见胡宗尧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议纷纭，论救者众。上亦开悟。适会刘公沆有札子，乞催宋公祁结绝《唐书》。上曰：“莫不须宋祁否？”刘公曰：“别未有人。”上曰：“欧阳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请留。”刘公曰：“乞自陛下宣谕。”明日朝辞，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书》。”既而曾鲁公自翰林学士换侍读学士、知郑州，刘公奏欧阳某见未有主判处，乞替曾某会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学士有人未？”刘公曰：“见商量。”上曰：“欧阳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学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为史官，判三班院。上尝面问以唐学士院铃索故事，将议临幸，其于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从八年，知无不言，屡建议，多见施行。自初还朝，唐公介与诸公方居言职，所言久之未见听纳。公上疏言人君拒谏之失，请采听言者。其后上遂用谏官言，进退宰相。
时议者方以河患为意，陈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开横垄，回大河于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几，恭公罢去，新宰相复用李仲昌议，欲开六塔，全回河流。公两上疏争之，不听，河才成而决，滨、棣、德、博数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议者流窜远方，卒如公议。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贵臣陈留郡王宗愿、惕隐大王宗熙、北宰相萧知足、尚父中书令晋王萧孝友来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并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书令晋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宁言：“自来不曾如此一并差近上亲贵大臣押宴。”嘉祐初，狄武襄公为枢密使。。狄自破蛮贼之后，方振威名。而是时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复。而狄得士心，京师讹言??。先公因水灾言武臣典机密，得士心，而讹言可畏，非国之便，请且出之于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终以流言不已，罢知陈州。
嘉祐中，复用贾魏公为枢密使。先公言其为人好为阴谋，陷害良士，小人朋附乐为其用，前任相位，累害善人，所以闻其再来，望风畏恐，乞早罢还之旧镇。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尝草《春帖子词》。一日，仁宗因闲行，举首见御阁帖子，读而爱之，问何人作，左右以公对。即悉取皇后、夫人诸阁中者阅之，见其篇篇有意，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自是每学士院进入文书，必问何人当直，若公所作，必索文书自览。〈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内官梁实为先公说。《春帖子词》有云“阳进升君子，险消退小人。圣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士大夫尽能诵之。及温成皇后阁帖子云“圣君念旧怜遗族，常使无权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郑公在中书，胡侍讲在太学，包孝肃公为中丞。士大夫相语曰富公“真宰相”，呼先公字曰“真翰林”，学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丞”，时人谓“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图，禹操奋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开封府，承包孝肃公之后。包公以威严为治，名震京师，而公为治循理，不事风采。或谓公曰：“前政威名震动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风采。公未有动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长，岂可舍己所长，勉强其所短，以徇俗求誉？但当尽我所为，不能则止。”既而都下事无不治。
开封府既多近戚宠贵，干令犯禁，而复求以内降苟免。先公既受命，屡有其事，即上奏论列，乞今后求内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内臣梁举直私役官兵，付开封府取勘，既而内降放罪，凡三次内降，公终执而不行。 嘉祐三年闰十二月，京师大雪，民冻馁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张灯，先公奏请罢之。
故事，国史皆在史院；近制，皆进入内。自是每日历成亦入内，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请录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国史。自公请也。 先公在密院，与今侍中曾鲁公，悉力振举纪纲，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远近，更为图籍之法，边防久阙屯守者大加搜补，数月之间，机务浸理。
台谏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师道、吕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刚正敢言，踪迹有本末，宜早赐牵复，其后四人遂复进用。 先公在侍从，因嘉祐水灾，凡再上疏请选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与诸公协定大议。而英宗力辞宗正之命，坚卧久之。诸公同议，不若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顾问之际，公独进曰：“宗室自来不领职事，今外人忽见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将以为子，不若遂正其名。盖判宗正寺，降诰敕，得以不受。今立为皇子，只烦陛下命学士作一诏书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以为然，大计遂定。及英宗初年，未亲政事，慈圣垂帘。危疑之际，公与诸公往来两宫，镇抚内外，而公之危言密议，忠力为多。以至英宗亲御万机，内外睦然。
先公天性劲正，不顾仇怨，虽以此屡被谗谤，至于贬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顾惜，尤务直道而行，横身当事，不恤浮议。是时，今司徒韩魏公当国，每诸公聚议，事有未可，公未尝不力争，而韩公亦欣然忘怀，以此与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众议未合，公亦往返折难，无所顾避。尝一日独对，英宗面谕公曰：“参政〈英宗于先朝大臣，多不以名呼，而以官称。〉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务抑绝侥幸，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为其人分别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谤，而公安然未尝少恤，尝称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每亦曰：“贫贱常思富贵，必履危机，此古人之所叹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几乎？”及濮园议起，非公所独专，朝廷亦未有定议。而言者妄以非礼之说，指公为主议，公亦不与之较。其后小人彭思永、蒋之奇等造为无根之飞语，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识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隐，得怨于小人，故上连降手诏，诘问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诬罔，悉皆贬逐。
自嘉祐以后，朝廷务惜名器，而进人之路稍狭。先公屡建言，馆阁育材之地，宜盛其选，以广贤路。遂令两府人各举五人，其后中选者十人。 尝因僧官阙人，内臣陈承礼以宝相院僧庆辅为请，内降从之。旧有著令：僧官必试而补。诸公相与执奏其事，先公进言曰：“补一僧官至为小事，但内降冲改著令，内臣干挠朝政，不可启其端。且宦女近习，前世常患难于防制，乞绝之于渐。”英宗即欣然嘉纳。 契丹降人韩皋谟者，自言太叔使来，言太叔谋取其国，乞中国出兵为应。二府会议其事，时有意主之者，将议从之。先公争曰：“中国待夷狄，宜以信义为本，奈何欲助其叛乱？使事不成，得以为辞。”主议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争之不已，遂止。既而虏中太叔举事不成而死。
初枢密使阙人，先公以次当拜。时英宗未亲政事，二府密议，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见二相耳语，知其所为，问曰：“得非密院阙人，而某当次补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亲政，而母后垂帘，事之得失，人皆谓吾辈为之耳。今如此，则是大臣二三人相补置耳，何以镇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张太师罢枢密使，英宗复用公，公力辞不拜。
京师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财用之类，皆无总数，中书一有行移，则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尽以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一日上有所问，宰相以总目为对，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贵人就中书阁子取而阅之。
先公平生连典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治存大体，而施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非盗贼大狱，不过终日。吏人不得留滞为奸。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数日，事十减五六，既久，官宇阒然。尝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事弛废而民受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去其繁碎尔。”故所至不见治迹，而民安其不扰。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扬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断狱常务从宽，尝云“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杀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议，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东奏宽沙门岛刑名，设法减其人数，赖以获全者甚众。〈沙门岛罪人，寨主旧敢专杀，故数不多而易制。马默知登州，务全人命，举察甚严，稍优恤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寨，渐恣横难制，京东议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许令依旧一面处置。公以为朝廷既贷其命，岂可非理杀之，奏请将编敕州名合配沙门岛而情稍轻者，只配远恶州军，见在岛多年情轻者放远，遂以无事，而人亦获全。〉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阙朝见。中外之望，皆谓朝廷方虚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坚辞不拜，而请知蔡州，天下莫不叹公之高节。
先公在亳，年才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听。及在蔡，勤请益坚，遂如素志。公既气貌康强，而年未及礼制，一旦勇退，近古数百年所未尝有，天下士大夫仰望惊叹。公虽退居于家，士论犹望以为轻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见忌于群小，再被贬逐，而未尝以介意。初在峡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无名之谤降知滁州，治州泉为幽谷泉，作亭于琅邪山，自号醉翁。及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以刻石。
先公平生于物少所嗜好，虽异物奇玩，不甚爱惜，独好收蓄古文图书，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一千卷，以校正史传百家讹缪之说为多。藏书一万卷，虽至晚年，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诸子集以为家书，总目八卷。其遗逸不录者，尚数百篇，别为编集而未及成。又奉敕撰《唐书·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馆职日，与同时诸公共撰《崇文总目》、《祖宗故事》。
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余读庐陵欧文新本，观其附录所载行状、谥议、二刻、四传，皆以先后为次。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邪？此其用意已精，而为法亦严矣。然综其实，则事迹云者正行状之底本，而碑志、四传所由出也，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附录》之篇，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是亦岂不可邪。间又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凡十六条，皆记公事，大略与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稿。顾其标题，乃谓公所自记，而凡公字皆以丹笔围之。此则虽未必然，然于此本亦有可相发明者，因略考其异同有无之互见者，具列于左方。
经术李本云：“公尝谓世之学者好以新意传注诸经，而常力诋先儒。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其语在《诗谱后序》。”又谓：“前儒注诸经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独出诸家，而行于后世。而后之学者各持好胜之心，务欲掩人而扬己，故不止正其所失，虽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说，欲尽废前人而自成一家。于是至于以是为非，牵强为说，多所乖缪，则并其书不为人所取。此学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诗本义》，止百余篇而已，其余二百篇无所改易，曰‘毛、郑之说是也，复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问》，正王弼之失者才数十事耳。其极论《系辞》非圣人之书，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其公心通论常如此。”〈此与定本大旨不异，但书先后详略有不同者。“系辞”之说，则疑其诸子不敢力主而复自删之也。〉醉翁亭记李本“未有此体”下有“醉翁亭在琅邪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乃属于“公作《集古录目序》之上”。〈此条疑以其不急而删之。〉修五代史李本“乱世之书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师其意不袭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备”下有“议者以谓公不下司马迁，又谓笔力驰骋相上下而无驳杂之说。至于《本纪》立法精密，则又迁所不及也。亦尝自谓‘我作《伶官传》，岂下《滑稽》也’”。〈“议者”以下，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删之。〉平心无怨恶李本云：“公自言学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无怨恶尔。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公始被进擢。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时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公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公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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