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例
序 例 (第2/3页)
。有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问题愈辩而愈明，从发展学术来说，这自然是好事。但是有些文章和论着，对同一问题的解说，往往各执一辞；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刘勰身上，多空论而少实证。笔者写这部书的方法，是要把《文心雕龙》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处和典故，都详细研究，以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上自经传子史，以至汉晋以来文论，凡是有关的，大都详加搜考。其次是参照本书各篇，展转互证。再其次是引用刘勰同时人的见解，以比较论点的异同。再就是比附唐宋以后文评诗话，以为参证之资。对于近人和当代学者的解释，也择善而从，间有驳正。从已经发表的各家注解和译文来看，对原文的理解出入很大，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板刻是元至正刊本，其中错简很多，不宜作为底本。原着经过明人校订，到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简称“黄注”）出，会粹各家校语和注释，成为一部最通行的刊本。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简称“范注”）就是以黄注本为底本，而又附录了铃木虎雄、赵万里、孙蜀丞诸家校语的。抗日战争发生后，杨明照在郭绍虞、张孟劬指导下，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写出毕业论文《文心雕龙研究》，一九五八年删订出版，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在这部书稿的基础上，于校勘方面加以扩大，写成《文心雕龙新书》，一九八○年修订出版，改名《文心雕龙校证》（简称“校证”）。杨明照又增订了原书，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简称“校注”），于一九八二年出版。杨王二家所校各本，笔者大都进行覆核，写成《文心雕龙板本叙录》，列于本书卷首。本书原文即以《校证》为底本。于覆校有异文时，特为标出，间或校改其明显讹字。《校证》、《校注》二书所列各本校语，用词不尽一致，例如《校注》所称弘治本，《校证》称为冯本，因其与冯舒校本（亦称“冯校”）易于混淆，还是称弘治本为妥。此外梅本有初刻与第六次校定本之异，《校证》分别称为“梅本”与“梅六次本”，《校注》则称为“万历梅本”和“天启梅本”，其实是一样的。《文心雕龙训故》，《校证》称为王惟俭本，《校注》则称为“训故本”，也是一样的。在此特加说明，以资识别。《校证》、《校注》所作校语，本书并未全部罗列，惟在《校证》对黄注本进行校改的地方，则一一引录。杨王二家间有失校处，则予以补充。二家校语与原本不符时，也予指正。对范、杨、王以及各家校语有不同意见时，则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有时也两存其说。校语往往牵涉文义，单独标出，易与注解割裂，故一律列入义证之中，不别出校记。
本书带有会注性质。《文心雕龙》最早的宋辛处信注已经失传。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中所引《文心雕龙》原文附有注解。虽然这些注解非常简略，本书也予以引录，以征见宋人旧注的面貌。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大多采录明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简称“梅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简称“训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较难得，王惟俭《训故》尤为罕见。兹为保存旧注，凡是梅本和《训故》征引无误的注解，大都照录明人旧注，只有黄本新加的注才称“黄注”。无论梅注、《训故》和黄注，原来大都不注篇目，则一一标明篇名或卷数，以便检索。
辛亥革命以来，在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始于刘师培，黄侃继之。刘师培未发讲义，当年罗常培先生曾用速记法作了记录，整理出来，发表的只有两篇，取名《左盦文论》，见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编的《国文月刊》。黄侃在讲授过程中写了《文心雕龙札记》（简称《札记》），虽然没有编完，但是极见工力，本书多加采录。范文澜从黄侃受业，先编成《文心雕龙讲疏》，后改写为《文心雕龙注》，成为在注释方面贡献最大的一部。五十多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者大都以这部书为依据，来进行探索。范注征引虽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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