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卷四 (第2/3页)
姓皆得以尽言，言者有赏而得以处休，不言者有罪而维躬是瘁，毋使一旦驯致夫衰乱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则朝廷无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祸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古之贤人也）有言，询于刍荛（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询问及于刍荛者，诚以浅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浅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犹在所不弃，况公、卿百执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圣人炳于几先，所视而言者，无远而不察。愚人不知祸之将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盖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谏也。”
臣按：祸乱之至必有几先，苟有智勇者皆能知之于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见者皆得以言之于上，使其知所以预备而早防之，则祸乱不作矣。为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吁，不仁而可与言，尚免亡败之祸，况未至于不仁者哉？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卿佐），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贰宗（宗子之副贰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补其愆过）察（察其得失）其政。史为书（谓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乐人）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也。”
臣按：师旷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由是言观之，可见人之生也虽有贵贱，皆禀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是以上天于众人之中立其一人以为万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贵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是则是弃天地之性矣。天意岂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业业惟民失其性是惧，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随时随处而资规诲、箴谏之益，惟恐弃天地生人之性，负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爱民之心。
《国语》：周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卫国之巫），使监（察也）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发言，以目相视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防也）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诗以讽之），瞽（无目者）献典（乐典也），史（掌书者）献书，师（小师也）箴（箴刺缺失），瞍（无眸子曰瞍）赋（赋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阇（有眸子而无见者）诵（弦歌讽诵箴谏之语），百工谏（百工各执其技事以谏），庶人传语（庶人卑不能直达，传其语以达王也），近臣尽规（近侍之臣尽其规正），亲戚补察（父兄、宗属补察其过），瞽（乐师也）、史（太史也）教诲，耆、艾修之（耆、艾，老者，师傅之属），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为厉王告者，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纳谏之实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贤圣也，而其所以为治后世辄推之以为不可及者，诚以当是之时人人得言，左右前后无非敢言之人，词章曲艺无非规正之具，善则劝之以必行，否则沮之而必止。几方萌而已遏，过不著而外闻，是以政无悖事、国无谤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汉文帝二年，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后世人主以灾异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诏，后凡遇日食与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类，皆下诏求言，遂为故事。此亦人君克谨天戒之一端。天下国家之事，每因灾害皆许人指言得失，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臣按：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帝又尝下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胡寅曰：“妖言令之始设也，必谓其摇民惑众，有奸宄贼乱之意。及其失也，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故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其言必剀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陈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观之曰：‘是特扬君过以卖直，其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诽谤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人君不闻其过，沦于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则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蝗生则曰不食嘉谷，岁饥则曰路无饿殍，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一切反理诡道，倒言而逆说之，欺惑世主，使沦于危亡，其罪岂特诽谤之比，其为妖也不亦大乎？呜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国长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诽谤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文帝既除之矣，后世人臣上言而乃犹坐以诽谤妖言之罪，何哉？是袭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诏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咺。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着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万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臣按：此后世人主发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诏后，后世临轩策士盖本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应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国家之大体、通人事之始终及能直言极谏，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如此诏者，盖鲜矣。万一有之，能听纳其言而见之于施行者尤为鲜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于刘綖者焉。惟宋仁宗时，考官以苏辙对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人其谓我何？”斯言也，可以为后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时，孙伏伽诣阙以三事上谏。帝大悦，因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差尽忠款，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创业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谓上下相蒙，主骄矜而臣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数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读之使人凛然，有天下国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长孙无忌等咸曰：“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刘洎曰：“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有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非奖进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过失恒惧人言，稍涉疑似辄加怪责，况万乘之君乎？太宗发问欲知己过，责臣下言其愆失，可以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后继体之君高宗亦谓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见五品以上论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进状，论者终日不绝，岂今时无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后宜数论事，若不能面奏，任各进状。”宪宗亦谓其臣曰：“朕读《贞观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过差，群臣进谏者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须十论，不得一二而已。”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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