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
卷一一 (第3/3页)
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张栻曰：“天生斯贤以为人也，蔽贤之人妨贤病国，不祥孰甚焉。”
臣按：天生贤才以为君用，人能引而进之，其为祥也大矣。媚疾之人蔽之而不容其进，非但不祥于其身，国而不幸有斯人，岂非大不祥哉？汉诏有云“蔽贤蒙显戮”，以是不祥之人投诸豺虎有北可也。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臣按：或人问报国孰为大？曰荐贤为大。盖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众人之智力其效多，由是以观，则人臣之所以事其君者，其高下可知矣。
汉武帝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阖郡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臣按：未用之贤，其进与否在公卿、大夫之见任者，后世立法，因其所举贤否而坐其举主则有矣，未有以贤之不进而诛其见任者以责其必进者也。汉去古未远，故其诏令之颁犹有古意存焉。
魏明帝时，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寔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者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其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故劝令让贤以自明，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具任，为百官之副亦具以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夫在官之人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不为耳。
臣按：唐宋举官自代之制，盖本寔之此论，非独可以见其人材用之，实亦足以崇推让之风焉。
唐狄仁杰荐张柬之、姚元崇、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张说喜推籍后进，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始。知进贤院，尝荐张九龄可备顾问。说卒，上思其言，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
臣按：为大臣者皆能如狄仁杰、张说之荐贤，其为国家治道之助多矣。李克曰：“达观其所举。”二臣之所举如此，则其人之贤可知也已。
崔祐甫为相，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德宗尝谓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
司马光曰：“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贤非一人所能尽，若必待素识而用之，所遗亦多，必也举之以众、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则无遗才旷官之病矣。”
文宗时，中书门下奏请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于本府、本道常选人中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如犯赃至一百贯已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已上者移守僻远小郡。
臣按：人之难知而节之易变者莫如利，今日不取，安保其他日之皆不取哉？此事不取，安保其他事之皆不取哉？人固难保矣，而所以坐人罪者又未必皆得其实，此连坐举主之法名虽美而实未易行也。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学士、两省举令录，除官之日，仍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难也，夫中人以上不万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祸难、处困穷、临势利、怵交党，此改行易守之会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忍与不忍、敢与不敢相权于中，未至于甚，忍而不敢之心胜；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决：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诚知其人今不为是，安知其他日渝与不渝也，而况其下者乎？故连坐之法似美而实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实弊故其终废格。若曰吾姑严为之防尔，则奸人窥之其弊益甚，然则奈何？曰：人君惟典学明道、识拔真贤以为辅相，则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储木于山、育鱼于渊，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给目前，策之下也。”
臣按：胡寅所谓“人君典学明道、识拔真贤以为辅相，则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此推本反己之论。
宋太宗雍熙二年，令翰林学士、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官各于京官、幕职、州县中举可升朝者一人。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
臣按：宋朝内外官皆责令在廷大臣举荐，不颛颛用选法也。
端拱四年，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逾滥者，举主自首，原其罪。
臣按：举主连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举主自首原罪之比，盖以所举之人事未彰露即许首原，既已彰露必坐以连坐之罪。此法苟行，则所举及受举之人咸知惧矣。
真宗诏：每年终，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并同举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己谙委，或众共推称。至令合门、御史台计会催促，如年终无举官状，即奏闻当行责罚。
臣按：宋朝人君切于举贤如此，可以为后世法。
真宗复举官自代之制，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讫三日内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在内者于合门投下，在外者附驿以闻，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
臣按：此举官自代之制，诚能举而行之，吏、兵二部各立簿籍二，编次所让表状，一以进内，一以留司，据此以为铨用升擢之资，其于进用贤才不为无益。
司马光言于其君（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难圣贤所重，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如韩嵩之荐韩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如李峤之荐季邕），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如谢安之荐谢玄），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如匡衡之荐孔光），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如萧望之之荐薛广德），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如张说之荐张九龄），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如魏元忠之荐吴兢），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如袁盎之荐张释之），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如李祐之荐李巽），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如丙吉之荐于定国）。应职事官自尚书以下，每岁于十科中举三人，中书省钞录举主及所举官姓名，岁终不举及人数不足，按敕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执政各随所举之科选差。”
臣按：天下人才不拘拘于此十科，况其各科之中所当用者亦有多寡不同。臣愚以为当如苏洵所云，《书》曰“载采采”，举人者当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尝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尝有某事知其能，虽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举之状，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如此，则取人之路广，当道者量其才器而用之，庶乎其得人矣。
英宗时诏中外臣僚，于文资官内，不以职位高下举行实素著、官政尤异可备升擢任使之人；又于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举其堪充将领及行陈任使之人。司马光言：“臣始闻之不胜庆抃，既而议者皆言数年之前亦有此诏，所举甚众，未闻朝廷曾有所升擢，今兹盖亦修故事、饰虚名而已，非有求贤之实也。若果如此，诚有何益？乞将今来臣僚所举之人，随其资叙各置一簿，编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所司，遇文武官员有阙应系上件差遣者，并乞于所举官簿内资叙人中亲加选择点定。”
臣按：光所言“数年前亦有此诏，而今之所行亦是修故事、饰虚名而已”，此切中后世诏令之弊，非但求贤一事然也。所谓置簿禁中一说尤为切要，但欲遇阙亲为点定，似乎未善。臣愚以为必须待所司各拟以闻，然后据此簿考其当否以点定之，如此，则人君于一世之人才皆有所据以知其人，亦可因所举之得失以知其人之贤否。
苏轼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以致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廉谨勤干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几耳，其贪、其廉、其宽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职司察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又曰：“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盖以连坐者多故也，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变矣。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以督察之。”
臣按：苏轼此言盖以职司守令于其属有可督察之势，而欲以举官之罪罪之。夫职司守令在其人，今日之己任则为其属，其属有罪而不察固有罪矣。若夫举官，前日之所举而今日有罪，彼又何预哉？臣愚以为，宜令举主于初举之时明具保任连坐之状，若其所举之人有不如所举，许其于事情未露之前具实发觉之，则原其缪举之罚。如此，则举人者有所恃而敢于荐扬，受举者有所畏而不敢改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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