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一
卷二一 (第3/3页)
景德之数，则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巩此议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考知其数，即今比旧，罢其所可罢、损其所当损，从其约而杜其浮，其议卓然可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亦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校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请自今为始，乞命有心计臣僚稽考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以来户口、垦田及钱粮、金银、绢帛之数，每岁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后即其见在据其岁之所入以计其岁之所出，该用几何、余积几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数，庶几晓然知祖宗之故实、府库之虚实而不敢轻费焉。臣又观巩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不论可知也。”吁，宋之时入少而出多，其臣犹责其君以为非难，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圣君为之又何难哉？巩所谓“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所以约之由而从之”，与夫苏轼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是二人之言诚人君去冗费、足国用之正论要法也，伏惟圣心加察，又何难而不易哉？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臣按：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民不足则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为用，时敛散、通有无，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为天、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必以为万民之安，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艰，积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无余，日消月耗，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国计匮乏，求之于官官无储峙，求之于民民无盖藏，于是之时，凡百谋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为安，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譬则人之处家焉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当夫平宁之时尚可借贷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盗贼之变则为沟中瘠矣。家、国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虽乏犹可求之于比邻，若夫国之乏绝，藏之官者既虚，取之民者又竭，其将求之何所邪？人君当无事之日而兴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谨，介介焉吝惜，而不轻用天下之财，如此，则国计不亏、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给人足之乐，上之人有安富尊荣之休，凡百所为无不如意，朝廷无不可为之事，海宇无不得所之人矣。《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臣观于此而益信。伏惟圣明万几之暇留神《大学》之书而玩味夫絜矩之一言，臣不胜大愿。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