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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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三代以前，世无不耕之民，人无不给之家，后世田不井授，人不皆农，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几时，随即罄尽，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为甚。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户部属官三员，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每岁亲临所分属县，验其所种之谷，麦熟几分、粟熟几分，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申达户部，因种类之丰荒、随时价之多少，收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谷，逐月验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则发粟，麦少则发麦，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若易朽腐者又在临时斟酌），随处立仓通融，般运分散，量时取直，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专取银与钱也，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臣言傥有可采，乞下有司计议，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仍乞敕谕奉行之。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必使农与人两不伤、丰与歉两俱足，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
司马光曰：“常平仓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无过于此。”
臣按：寿昌于宣帝时上言欲籴三辅及弘农等四郡谷以足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至明帝时，刘般已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寿昌初立法时兼请立法于边郡，臣愚亦窃以为内地行之不能无弊，惟用之边郡为宜，非独可以为丰荒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边郡之食、宽内郡之民焉。请于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立一常平司，不必专设官，惟于户部属遣官一二员岁往其处莅其事，每岁于收成之候，不问是何种谷，遇其收获之时即发官钱收籴贮之于仓，谷不必一种，惟其贱而收之，官不必定价，随其时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储之以实边城，其不可久者随时以给廪食之人。凡诸谷一以粟为则，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则支一石者以二石与之，他皆准此，然后计边仓之所有，豫行应运边储州县，俾其依价收钱以输于边。如此不独可以足边郡，而亦可以宽内郡矣。由是推之，则虽关中盐粮之法亦可以是而渐有更革焉。（又见“经制之义下”仓人条）
唐都关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岁不登，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玄宗时，有彭果者献策，请行和籴于关中，自是京师粮廪溢羡，玄宗不复幸东都。
马端临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征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于畿外之诸侯、籴米粟于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祗益见其不足耳。”
德宗时，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收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忭乐输。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今则配户督限，蹙迫鞭挞，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钱，于丰熟之处开场设法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国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户督限，蹙迫鞭挞，则利未必得于国而害已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其后连岁登稔，乃令河北、河东、陕西增籴。
马端临曰：“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于籴也。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丰则取之于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后始有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寄籴（元丰二年，王子渊因纲舟利害设寄籴以权轻重）俵籴（熙宁八年，设傅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奏行以人户家业田土均敷）、博籴（熙宁七年，以岁用余粮听民博买，秋成博籴）、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阙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致有此弊。后来惩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于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其为民病又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臣按：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所以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淮以北是也；所以为兵者，今日宜行之边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大同等处是也。伏惟尧舜在上，不弃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敛散未得其宜，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其青苗法以钱贷民，春散秋敛，取二分息。
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谓苗青在田则贷民以钱，使之出息也，贷与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盖假《周礼》泉府“国服为息”之说，虽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实欲专其利也。昔人谓其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征钱也、取息也、抑配也。条例司初请之时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是未尝征钱；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是未尝取息；曰愿给者听，则是未尝抑配。及其施行之际，实则不然者，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耳。夫奄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所以富国之术义无不可，而取举贷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征钱、不抑配，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况无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后世英君硕辅宜鉴宋人覆辙，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臣按：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市之说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说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焉。后世则争商贾之利、利民庶之有矣，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观之，籴之事犹可为，盖以米粟民食所需，虽收于官亦是为民。若夫市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