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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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谓去其本居），是离民也。”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国语》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内郭为好，外郭为肉），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钱有文其制始此，单穆公此言乃后世论钱货子母相权之说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轻者子也，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贵贱相权而并行焉。盖民之所患有轻重，上则持操纵之权，相权而行之，要之，患轻则作重，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故也。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臣按：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黄者，然犹有刀布之属。秦一天下之币为二，止用黄金并以赤金为钱耳，其他皆不用。
汉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贾谊曰：“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刺字也）。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
臣按：后世弛私钱禁始此。夫天生物以养人，如茶盐之类，弛其禁可也，钱币乃利权所在，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利矣，利者争之端也。是时吴王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
贾山曰：“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
臣按：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蚩蚩之民，孰不厌贫贱而贪富贵哉？顾无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钱也。操钱之权在上而下无由得之，是以甘守其分耳，苟放其权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则凡厌贱而欲贵、厌贫而欲富者皆趋之矣，非独起劫夺之端，而实致祸乱之渊丛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武帝时，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镕。
臣按：秦世八铢失之太重，汉初榆荚失之太轻，武帝罢三铢钱铸五铢钱，最得轻重之宜。
元帝时，贡禹请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以为衣，米谷以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顾欲以之代钱，则布帛不免于寸裂，米谷不免于粒弃，织女积缕以成丈匹、农夫积粒以满升斗，岂易致哉？况谷帛有用者也，钱币无用者也，孔琳所谓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今分谷帛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由是观之，贡禹此策决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谷以代钱用者，官府尚当为之禁制，况立为之法乎？
桓帝时，上书者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
刘陶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夫欲民殷财阜，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徒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
臣按：刘陶所谓“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饥者，以无谷也，臣愿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则民无苦饥者矣，其余货贿民之可以有无者，不必计焉。不特此尔，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
吴孙权始铸当千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臣按：后世铸大钱始此。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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