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九
卷二九 (第3/3页)
并置银官，常令采铸。
臣按：采银之官始置于此。
唐太宗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待我耶？”乃黜万纪。
臣按：太宗不纳权万纪采银之说，而黜之且曰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而谓其以桓、灵相待，可以为百世帝王之师矣。后世人主以言利，赏其臣谓其能益国家，岂非太宗之罪人哉？
宋太祖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丱，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谓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共之”，后世人主于其臣下有以兴利为言者，宜举二帝之言以拒之。
太宗问秘合校理杜镐曰：“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对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
真宗语大臣曰：“京师士庶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乃诏申明旧制，募告者赏之，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亦不须用。”
富弼曰：“国之去奢自上者始，则天下无不从化。况法禁严明，真宗朝禁销金服甚谨，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故内诏宫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饰衣服，复申严宪布于天下，自此更无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黄金最为贵重之物，地之所产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黄之价最贵，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饰，乃至熔而销之，或以缕而为服，或以嵌而为器，上而冠帻、下而靴履，与夫食用戏具，无不用焉，其尤费之多者宫室之饰、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兴、一神像之设，靡费乃至千百两焉，杜镐答太宗谓汉时佛事未兴故金多，诚非虚语也。真宗禁销金，虽乘舆服御亦不须用，所谓立法自上始者欤，宜乎当时禁之更无犯者也。不然，上为之而禁下，欲其不为，岂所谓以身教哉。
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有与地土俱生者，金银铜铁之类是也。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有米粟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岂不以山泽之利与土地俱生，取之有穷而生之者不继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间草木取之者既尽，而生之者随继，故虽日日取之、岁岁取之而不见其竭也，若夫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于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场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如宋人所云者，今则多行革罢而均其课于民赋之中矣。虽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盖以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为今之计，宜于坑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可筑塞者筑塞之，可栅堑者栅堑之，俾其不至聚众争夺，以贻天下生灵之害可也。（以上坑冶）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矾利，开成三年罢之，以矾山归州县。
宋太祖命晋州制置矾务，许商人输金帛、丝绵、茶及缗钱，官以矾偿。
陈傅良曰：“宋太祖矾禁为契丹、北汉设也，其后并盐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臣按：本朝于凡前代取民之利，如矾之类，一切革之而并其一二于岁课，仁厚之泽惠民也深矣。（以上言矾）
以上山泽之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