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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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烦渎。说者谓泗水侯孔林自有庙，曲阜侯宜祀于其子颜子之庙而以颜子配；莱芜侯无后，今嘉祥有曾子墓，当有祠，宜于此祀莱芜侯而以曾子配；否则特立一庙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颜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谓有王者作礼当损益，祀不可渎也，姑志于此。
国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礼部更定释奠孔子祭器礼物，正位犊一、羊一、豕一，笾豆各十，登一、醾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设高座而器物陈于座下，弗称其仪其来已久，至是定拟，各为高案，其豆笾、簠簋悉代以磁器。
臣按：宋苏轼谓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飨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观之，则孔子庙自唐设塑像以来已如此，历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圣祖始正之云。臣尝因是而论之，古今异时，制度不一，用古者则当纯于用古，必欲从今之宜则当参酌古制而以义起，必合于人情，宜于时俗，斯得古人制礼从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于豆间之地斯为宜矣，今既塑为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间，而所谓俎豆者仍置于地，此苏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讥也。然既为今人之座则当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则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东向，汉帝幸鲁祠，帝升庙西面再拜，唐《开元礼》亦谓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三献官皆西向，犹有古意。自尊孔子为王之后始改从南面而配位则西向，献官序立东庑之前而行礼，执事者升降必由东阶，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当尊故也。宋人以颜、孟配享，俱列在圣像之东，其后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对颜子，西坐东向，其后革去安石从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于东，此姚燧所以有江左进曾子、子思并颜孟之说，然谓之并南面则不知何据也。熊禾谓颜、曾、思、孟所在学校皆东坐西向，十哲两庑从祀皆左右列，则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则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于何时，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则以颜、孟与孔子并列，其后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欤，燧之所见盖北方庙像欤？宋濂谓古者求神于阴阳，既奠焫萧合膻芗，今用薰香代之，为简；古者司侲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秉炬当之，为渎。臣窃以为祭所以寓吾诚，不专在物理从宜而可以义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于今者，其物虽同于昔而物之生则在于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政不必泥，但所谓木主之设乃圣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伦之所系，则不可以惮于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谓议礼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学礼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当议者，臣于此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号，其诏略曰：“历代忠臣烈士亦皆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以下诣学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礼古未有也，北齐每月朔祭酒、博士、诸生展拜阶下，郡县朔朝，是时未爇今所谓香也，然朔日行礼则始于此焉，其后遂以朔望行香。朱熹曰：“谒宣圣焚香不是古礼，撚香不当叩头，只直上撚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则在宋已有矣，其行礼当以朱氏言为则。
正统中，以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元吴澂从祀。
臣按：有国家者以先儒从祀孔子庙庭，非但以崇德，盖以报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德为贵，然德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概论，使其仁如尧、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无得而可议矣，然尧、舜、文、武之祀止于朝廷一庙及其陵寝而已，不天下遍祀也，况于儒者之道，佩仁服义、尊德乐道固其性命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苟有德者即祀之则亦不胜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屡以欧阳修、苏轼、孙复、胡瑗为请，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杨时、罗从彦、李侗为言，事下儒臣议，议者皆不之从，以其无功于经也。其已列从祀者若荀况、戴圣、马融、王弼、杜预之辈，屡有建请革去其祀者，至今犹列在祀典，岂不以弼等虽于德行有亏，然弼有功于《易》、预有功于《春秋》、圣有功于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考礼止释奠于先圣先师而无从祀之说，从祀之说始于唐太宗时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师也，自是之后益以荀况、扬雄、韩愈，宋南渡后始加以周、程、张、朱、邵、马及张栻、吕祖谦，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许衡，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盖安国传《春秋》、沈注《书》、德秀著《大学衍义》、澂著《诸经纂言》，是皆有功于圣门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扬雄一人，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惟杨时者从学于二程，载道而南，使无时焉则无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时，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虽伊洛之间不复知有程氏之学，则时载二程之道而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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