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二
卷七二 (第3/3页)
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令名。”
朱熹曰：“三者随其用之浅深以为所至之近远，不失令名，以其有为之实也。”
胡宏曰：“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辞、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故曰学颜子之所学。”
又曰：“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程颐曰：“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己得乎？然其包函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而其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无所缺，乃无用之赘言也，而止于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
朱熹曰：“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磅礴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是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人所可得而见者无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书》之记言、《诗》之咏歌、《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已。”
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词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
臣按：程氏言今之学者有三，谓词章、词诂、儒者也。臣窃以谓词章、训诂皆儒学之事也，词章以达意，训诂以解经，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但肆意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局志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
或问：“古之道如是之明，后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颐曰：“此无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真德秀曰：“以鲁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时间所出大贤十余人，岂不是有教以致然也？盖是圣人既出，故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经二千年间，求如一颜、闵者不可得也。”
臣按：程氏谓知道多少皆由乎教，则学校之设、师儒之教，诚不可无于天下也。
又曰：“《坎》之六四纳约自牖，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非惟告于君者如此，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长，所长者心之所明也，从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后推及其余，孟子所谓成德达材是也。”
臣按：程颐谓纳约自牖非惟告于其君如此，为教者亦然，盖告教于人必就其所通以开其所蔽，则易入也。
杨时曰：“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忠信原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毋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自陈露于目前，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学。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以圣人为可至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然的立于此然后射者可视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则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为准？”
臣按：射者必志于的，不立的则无以为准，而何以射哉？儒者之学亦然，故曰学以圣人为的。
朱熹《白鹿学规》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臣按：朱氏此规虽为学者而设，然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及其所以为学与所以施教者，皆不外乎此也。所谓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凡为学者皆以是而责诸己，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诸人，人人皆然则道明而行矣，天下岂有不平也哉？
张栻曰：“天下之物众矣，纷纭胶，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荡耳目而动心志者何可胜计，而吾以藐然之身当之，知诱于外，一失其所止则迁于物。夫人者统役万物者也，而顾乃为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贵于讲学也。讲学而明理，则执天下之物不固，而应天下之变不胶，吾于天下之物无所恶而物无以累我皆为吾役者也，吾于天下之事无所厌而事无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岂不有余裕乎。然所谓讲学者，宁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
臣按：张栻大意谓人所以统役万物而不为物役者，贵乎有讲学之功也。讲学在乎致知，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以为进德广业之地。吁，学而会夫大宗，则学之全体具而大用周矣。
黄干曰：“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赋于人者秀而灵，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为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物之生也虽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故能参天地赞化育而统理人伦，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天下后世者皆可考也。尧之命舜则曰‘允执厥中’，中者无所偏倚无过不及之名也，存诸心而无偏倚，措之事而无过不及，则合乎太极矣，此尧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统于尧也。舜之命禹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因尧之命而推其所以执中之由，以为人心形气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则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存之心、措之事，信能执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统于尧，禹之得统于舜者也。其在成汤则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又因尧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礼、制事以义则道心常存，而中可执矣，曰礼曰义，此又汤之得统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则曰‘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此汤之以礼制心也，不闻亦式、不见亦入，此汤之以义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汤者。其在武王，受丹书之戒则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周公系《易》爻之辞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义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统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复礼’，其著之《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无非数圣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统于周公者也。颜子得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言，曾子得之《大学》之义，故其亲受道统之传者如此。至于子思则先之以戒惧谨独，次之以知仁勇，而终之以诚；至于孟子则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扩充，此又孟子得统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则以诚为本、以欲为戒，此又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者也。至二程子，则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而为四箴以著克己之义焉，此二程得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虽其详略之不同者愈讲而愈明也，学者之所当遵承而同守也，违乎是则差也，故尝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按：道学之传起自尧舜而备于孔子，至孟子没，中绝者千有余年，有宋周子始复开其端，阐而明之者二程，绪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门高第弟子亲得其真传者，勉斋黄氏一人，其在朱门亦犹孔门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传心授者最为亲切，故其总叙圣贤道统所以传授者真而的、详而明，有非诸儒所及者，至其篇末又撮其要指而明之，所谓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而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所以发明圣贤传道之要、指示学者入道之方无余蕴矣。臣谨盘六经诸子之言有及于道与学而可以成教于天下者，备载于篇而终之以黄氏斯言，盖摘出前人传授之实以为后人教学之准，使之知所向方云。
以上明道学以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