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三
卷七三 (第3/3页)
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评，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录，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
孔颖达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文继伏生之下，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臣按：尚训为上。
程颐曰：“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傅辈所言所行最好绸缪玩味体贴，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别。”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
臣按：《书》之大义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论《书》专指尧治民、舜事君为言，盖二者人伦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汤、文、武之所以治民，禹、皋、夔、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尝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见也。
又曰：“《尚书》初读，若于己不相关，熟而诵之，乃知尧、禹、汤、文之事，无非切己者。”
又曰：“钦之一字，书中开卷第一义也，读者深味而有得焉，则一经之全体不外是矣。”又曰：“高宗旧学于《甘》《盘》，六经至此方言学字。”
臣按：《书》之为《书》，人皆知其为帝王为治之要道，而不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其所以为学者之本原皆本诸此。学者存养以敬而进学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学于古训、斅学于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于无过之地，则时雍咸宁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书》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书，今文乃伏生口传。”又曰：“《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如《盘庚》《大诰》《多方》《多士》之类，恐是当时召来而面命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汤诰》《微子之命》《君陈》诸篇，则修其词命。”
又曰：“典谟诸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周诰诸篇只似今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吕祖谦曰：“《书》者，尧、舜、禹、汤、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尽吾之心，然后可以见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
臣按：《书》之大要在于“允执厥中”之一语，而其所以信执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则信能执之矣。是知唐虞圣君为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吕二子及蔡氏皆本诸心为言，盖示人以读《书》旨要也。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书，无一语不及天，无一语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书，历代所宝，天下家传人诵之。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即此书也。孔子断自唐虞讫于周者，盖以前乎五帝为三皇，世尚洪荒，后乎三王为五伯，习尚权谲，故自唐讫周以定百篇之书，自是诵习者简要而不繁，举行者中正而无弊。一书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纲，修齐、治平之目，即《尧典》已尽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开知行之端，‘主善协一’四言所以示博约之义，务学则《说命》其入道之门，为治则《洪范》其经世之要也，他如齐天运则有羲和之历，定地理则有《禹贡》之篇，正官僚则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则有《无逸》《立政》诸书。煨烬坏烂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纲实用尚如此。”又曰：“六经莫古于《书》，《易》虽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辞，辞始于文王耳。六经莫备于《书》，五经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范》之稽疑也；礼主节文，《虞书》之五礼也；《诗》主咏歌，后夔之乐教也；《周礼》设官，《周官》六卿率属之事也；《春秋》褒贬，皋陶命德讨罪之权也。五经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书》则备纪帝王政事之全体，修齐治平之规模、事业尽在此书。”
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以上论《书》）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