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四
卷七四 (第2/3页)
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起犹发也。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
谢良佐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
杨时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孔子曰‘绘事后素’，而子夏曰‘礼后乎’，可谓能继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
臣按：子贡因论贫富之道而知学问之功，子夏则因论《诗》之绘事后素而知礼后之说，二贤者圣人皆谓其始可以言《诗》。先儒谓始字不可轻放过，谓如此触类而长，方才可以读书。然圣人于子贡则先呼其名而继以告诸往而知来者，于子夏则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继焉，盖此理隐然见于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蕴于胸中，因彼而有以发此，非善学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学《诗》尤为亲切，故圣人于此皆呼其名而致其亲切之训，学《诗》者其尚以二贤为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朱熹曰：“《关雎》，《周南》国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谓《关雎》之诗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谓乐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贤才至于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所谓哀而不伤也。学者玩其辞语、审其声音而原其性情之际，则亦有以识其所存所发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洪兴祖曰：“王者迹熄而《诗》亡，其存者缪乱失次，孔子复得之他国以归，定着为三百五篇，于是雅、颂各得其所。”
臣按：《诗》有三经，风、雅、颂，此言雅、颂而不及风者，先儒谓列国各有不正之声，庙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乐止言雅、颂。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程颐曰：“须是未读《诗》者授以政不达、使不能专对，既读《诗》便达于政、便能专对，始是读《诗》。”又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专，独也。《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
臣按：《诗》与《易》《书》《春秋》《礼》并为五经，其四经皆出自圣贤之制作删述，所以纪载圣君贤相、大贤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诗》之为诗则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妇欢悲怨怒之言，甚至淫佚悖乱之事亦或有之，顾使羁臣贱妾之辞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训并列以为经，呜呼！夫岂无其故哉？盖以人之生也，性情具于中，志趣见于外，必假言以发之也，言以发其心之所蕴，志有所抑扬言不能无短长，心有所喜怒言不能无悲欢，动于心而发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响，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此《诗》之所以作也。《诗》之作也，原于天理之固，有出于天趣之自然，作之者应口而出，声赋之者随宜而应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己之情，或由之以发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难显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从而理顺，声和而韵协，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谓义例也，又恶用训诂为哉？昔孔子既删《诗》以为经，而又时时雅言以教学者，有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尝以教其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则是《诗》之为用可以达政事、备问对、资言谈可见也。今观三百五篇而律以诸儒之章旨、训解，其间言及于政事之施、专对之用、言谈之助政不多，有间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圣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取凡三书所引《诗》言观之，而又旁及于《礼记》中《学记》《乐记》《表记》《坊记》《缁衣》等篇，与夫《左氏春秋》、刘向《说苑》、《韩诗外传》诸书一一参考，然后知孔门读《诗》之法与后世拘于义例而局以训诂者异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学》凡十引《诗》，子思得曾子之传作《中庸》凡十二引《诗》，孟子学于子思作书七篇凡十二三引《诗》，究其旨义，多与诸儒所训解之《诗》意不全合，由是以观圣门教人读《诗》，必有所授受而出于义例训诂之外者，三子者相传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赋、汉儒之所说，盖亦非无所因者矣。后之学《诗》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传，据《论》《学》《庸》《孟》之所引，以为诵《诗》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本朱子此言以为读《诗》之常法；《诗》因于事，不迁事以就《诗》，事寓于《诗》，不迁《诗》以就事，不铢铢而析之，不寸寸而较之，取吕氏此言以为用《诗》之活法，夫如此其于孔门学《诗》之法其庶矣乎。虽然，未也，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子以“敬止”为无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训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读《诗》之法在随文以寻意，用《诗》之妙又在断章而取义也。学者诚以是而求诸三百五篇，则雅无大、小，风无正、变，颂无商、周、鲁，苟意会于心，言契乎理，事适其机，或施之政事，或发于语言，或用之出使，与凡日用施为之间，无往而非《诗》之用矣，固不拘拘于义例、训诂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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