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八
卷八八 (第3/3页)
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群、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明帝不之罪，乃为之少有减省，乃手笔诏答，虽不能尽从，其亦异乎愎谏遂非者矣。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有此理也。
晋孝武太元二年，初，谢安欲增修宫室，王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工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宫室为能邪？”
臣按：谢安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者，皆假人力为之，非天子能事也，适足以彰其无远图而不恤民耳。尧之土阶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谓弊陋矣，未闻后世人有议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纣之琼宫、瑶台，岂所以为能哉？
刘宋孝武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幸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涘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帝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
蔡沈曰：“昔刘裕奋农亩而取江左，一再传后，子孙见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此正《无逸》所谓‘昔之人无闻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训，安知其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严邃，然亦不可过于严邃，况吾祖吾考立国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独至我必为宏大壮丽之居乎？非夫国计有余，内无水旱之灾，外无边防之警，不可有所作兴以妨民动众也。
北朝魏太武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臣按：观世祖谓萧何之对非雅言，诚是也，若夫《易》“设险以守国”之言，则有国者不可无险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筑城以过劳民力耳。夫守国以修德为本，而设险亦不可无，苟徒恃险而不修德，则险非吾有矣。
文成帝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文成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纳之。
臣按：高允谓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驯而致之之一语，是诚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为事以渐为之，用民力以递休则人不劳扰，以久为之聚财，用以渐致则价不踊贵，然非甚不得已则亦不可为也，若或见有者足以居处，姑仍旧贯可也。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成，文帝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文帝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皇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杨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独孤后之意，岂后豫以告德彝哉？盖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诚于爱民也，使帝诚心于爱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为娱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听后言赏素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民，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为君也，营一行宫固未必至于乱，而张玄素至比帝以隋炀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赐以旌其言，贤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为百世之法者，此类是也。后世昏君庸主，谏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恶之矣，此所以甘于为庸主而坐受乱亡之祸。
贞观十一年，太宗作飞仙宫，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谏太宗作飞仙宫，其言至切，世主所当深玩。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与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营缮，不问中外，大臣皆所当知，太宗责玄龄等非也，玄龄等谢罪亦非也。使无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内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人君处仁迁义之机也，繇是而上，尧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长庆四年，波斯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敬宗虽怒，亦优容之。
臣按：敬宗虽能优容李汉之言，而未闻其罢香亭而不构，盖其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终不能遏也。
宋太祖开宝二年，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潺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
苏轼曰：“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侧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洪迈曰：“宋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少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倾视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为视事临民之所，众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视所系，诚不可无也。上而朝廷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廨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则下知所趋集，上之所居有统会则下有所联束，此势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载官吏廨宇于宫阙之末。
以上宫阙之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