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卷一○三 (第3/3页)
易之常而事情则有世轻世重之异，方天下初定之时，人稀事简，因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今则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事久则弊生，世变则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岁改悬，三典之建随世轻重，盖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势，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尽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断罪者如彼，罪无定科，民心疑惑，请下明诏会官计议，本之经典，酌诸事情，揆之时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碍者明白详著于本文之下，若本无窒碍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为故事者则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时厥后，内外法司断狱一遵夫成宪，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许辄引前比，违者治以专擅之罪。如此，则法令画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高宗时，又诏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后武后时有《垂拱格》，玄宗时有《开元格》，宪宗有《开元格后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
欧阳修曰：“《书》曰‘慎乃出令’，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
臣按：我朝之律仅四百六十条，颁行中外，用之余百年于兹，列圣相承，未尝有所增损，而于律之外未尝他有所编类如唐宋格敕者，所谓简而明、久而信，真诚有如欧阳氏所云者，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高帝时，赵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夫爱憎。盖立法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请律、令、格、式直书其事，无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知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
臣按：冬曦之言谓立法贵乎下人尽知，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请更定科条，直书其事，毋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切中后世律文之弊。臣愚以为，今之律文多蒙于唐，唐之律则蒙隋也，冬曦所论者虽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切考今律为卷三十、为条四百六十，必欲不简其科条、不饰其文义，惟直书其事，显明其义，用世俗浅近之言，备委曲详尽之义，所谓以准加减等文皆即实以书，明白著其文曰该得某罪、该杖几十，所加者何罪、所减者几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见，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开卷即了其义，不待思索议拟而皆了然于心目之间，昭然于见闻之顷，则民知所趋避，不陷于机阱矣。说者若谓祖宗成宪不敢有所更变，臣非敢欲有所更变也，特欲于本文之下分书其所犯之罪、所当用之刑，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减皆定正名，皆着实数，所读律者不用讲解、用律者不致差误尔。傥以臣言为可采，乞命法官集会儒臣同加解释，标注其于四百六十之条，不敢一毫有所加减，惟于卷帙稍加增耳。夫制为一代之律，以司万人之命、垂万世之宪，非他书比，今天下书籍支辞蔓语，费楮何啻千万，顾于律书简约如此，无乃详于古而略于今、重乎词而轻乎法哉，迂儒过虑。死罪死罪，伏惟圣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谍、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我圣祖于登极之初洪武元年，即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烦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书》曰：‘刑期于无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难致。兹命颁行四方，惟尔臣庶体予至意。”斯令也盖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礼制》《诸司职掌》之作，与夫《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等书，凡唐宋所谓律、令、格、式与其编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旧名尔。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则意寓乎其中，方草创之初未暇详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后，既已备其制度，故详载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读《祖训》训告之辞，有曰“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而不及令，而《诸司职掌》于刑部都官科下具载，死罪止载律与《大诰》中，所条者可见也。是《诰》与律乃朝廷所当世守、法司所当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据其文而援以为证，用以请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当知。
徽宗崇宁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类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请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时之宜，法所不载而后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为？若夫其间世异势殊，人情所宜、土俗所异，因时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尽如法者，则引法与例取裁于上可也。宋之臣僚请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以上论定律令之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