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六
卷一○六 (第3/3页)
矣，恐其非心服也，又从而用情以讯之，又恐迫急而不尽其明也，必至旬时之久乃敢断之，既断之矣，又以其所犯之刑书读之于囚，审之而弗变，乃用法焉。其谨之又谨如此，此先王之世天下所以无冤民也欤。
士师掌官中之政令，察狱讼之辞，以诏司寇断狱弊讼，致邦令。贾公彦曰：“致邦令者，以法报之也。”
丘葵曰：“官中之政令，秋官之属所行政令也。察狱讼之辞者，则刑官之属若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上其狱讼之不决者而致于士师，士师因其辞而察之，以诏司寇断其狱、弊其讼，狱讼既审合于邦令，则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乡士、遂士、县士、方士。上下联事，精察如此，此狱之所以得其中也。”
臣按：后世州郡狱讼有不能决者，申达于宪司，宪司审察其情犯，稽考质正于律令而定其罪名，然后报之于下，使处断焉，是即《周官》此意也。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
吴澂曰：“治狱之日皆有限期，乡士旬而职听于朝，遂士二旬、县士三旬、方士九旬、诸侯之国以一年为期也。在期内者皆听其讼，出期之外则不听之，亦息讼之道也。”
臣按：凡士者谓乡士、县士、遂士、方士、讶士也。凡士之治狱者皆有其期，以地之远近为之差，在期内者则听而治之，出于期之外则不听也。盖民有急遽之患，速达则受患不深而证佐易见、连逮不多，苟迂延岁月则必有为之委曲掩蔽，而负累及人多矣。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捃拾人家数十年前之事以兴词讼，而司政典狱者不以为非而反因之而入人之罪，自喜以为能，昧于《周官》期外不听之旨也。
凡有责（音债）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
郑玄曰：“判，半分而合者，谓别券也。同货财者，富人蓄积多时收敛之，乏时以国服之法出之，虽有腾踊，其嬴不得过此，以利出者与取者，过此则罚之，若汉世加贵取息坐赃。”
贾公彦曰：“财主出责与生利还主，则同有货财者也。今以国服之法为之息利，犯令者违国法也，故刑罚之。”
吴澂曰：“属责谓转责使人而归之，而本主死亡，若其亲属贷还货财，则多寡之数或相抵冒，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而能为证者，乃受其辞而治之，否则不听也。”
臣按：借债取息，三代已前已有之，但必有券书而不可多取息耳。虽有死亡，苟有证佐，亦必追偿。先王体悉民情，为之通有无以相资助，使不至于匮乏，固不以为非也。近世乃有恶富人冒利者，一切禁革民间私债，其意本欲抑富强，不知贫民无所假贷，坐致死亡多矣。
司刑，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郑玄曰：“诏刑罚者，处其所应否，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贾公彦曰：“司寇断律之时，司刑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刑罚并言者，刑疑则入于罚故也。”臣按：后世于刑部问拟罪囚，而以大理寺平允，亦此意。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陆佃曰：“听讼若无简书可书之实状可据，则不听也。”陈澔曰：“有发露之旨意，无简核之实迹，则难于听断矣。”
臣按：《周礼》三刺，注谓“刺，杀也”，考之韵书，刺又训讯。司刺掌三刺之法，刺之为义当如刺举之刺，盖与讯同义也。若如注言，则是周人设官专以杀戮为事，方其听狱之初已怀杀戮之意，而豫为此官以待之，三代已前恐无此制。况所谓三刺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上以刺言，下即言讯，尤为可见。汉人设官以察举郡国而谓之刺史，盖亦以讯察为言，若如注言，则谓之杀史可乎？
成狱辞（掌文书者），史以狱成告于正（士师之属），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外朝之卿位）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当作“宥”）然后制刑。
陈澔曰：“成狱辞者，谓治狱者责取犯者之言辞已成定也，‘又’当作‘宥’，《周礼》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亡，谓行刑之时天子犹必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上而下咸无异辞而天子犹必以三宥而后有司行刑者，在君有爱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义也。”
方悫曰：“狱正特刑官之属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长而已，专以一官之听犹虑不能无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参听之，以合乎公议也。三公参听之而狱之辞又成矣，于是以狱成告于王，若是以五刑治之可也。然以三宥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宥然后制刑也。”
臣按：本朝之制，凡有刑狱皆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成狱上诸朝，及秋后处决，乃集文武大臣会审于外廷，即此制也。
孟氏使阳肤（曾子弟子）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朱熹曰：“民散谓情义乘离，不相维系。”
谢良佐曰：“民之散也，以使之无道、教之无义，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则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辅广曰：“民之犯罪有二，迫于不得已则使之无其道故也，陷于不自知则教之无其素故也。后世治狱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则喜矣，岂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则其意逸，逸则心放，放则哀矜之意不萌，其于断狱剖讼之际必至于过中失正有不自知者，惟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则哀矜之意生而喜心亡矣。详味曾子之言，至诚恻怛而体恤周尽如此，呜呼，仁哉！”
臣按：曾子教阳肤以断狱理刑之道，不言刑罚而以民散为言，朱熹释之曰：“民散谓情义乖离不相维系。”噫，为国而使民至于情义乖离而不相维系，则其国之亡也无日矣。盖君之于民相须而成，所以维系之以相安者，以情相孚而义相结也，所以使之至乖违离解而不相维系者，夫岂一日之故哉？盖民之所以聚而尊君亲上者，以上之人养之、教之、治之既有其道，又有其素故也。是以先王之于民，既分田授井以养之，立学读法以教之，又制为禁令刑罚以治之焉。生业既厚，礼义复明，内有尊君亲上之心，外遂仰事俯育之愿，有比闾以聚其族，有井邑以聚其人，有室家以聚其父子、兄弟夫妇、亲戚，欢然有恩以相爱，秩然有序以相聚，驱之使散不肯也，况肯自散哉？后世民之所以易于散者，以上无聚之之道故也。饥寒迫身则散，徭役烦扰则散，赋敛重多则散，散则无情，无情则无义，无情无义则健讼之风起而争夺之祸作矣。此治狱者得狱之情，必加之哀矜而不可喜也，哀者悲民之不幸，矜者怜民之无知，勿喜者勿喜己之有能也。呜呼，圣门教人不以听讼为能，而必以使民无讼为至，故曾子之于阳肤不以得其情为喜，而以失道民散为忧。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豫思所以保养斯民，使其恒有聚处之乐，而无至于一旦情义乖离而不相维系也哉。
唐德宗时，李巽以私怨奏窦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众议为之愤悒，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为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
臣按：王者之刑，刑一人而千万人惧，刑之可也。唐杀刘晏不以其罪，天下为之愤悒，叛臣藉以称兵，然则人主于刑戮，其可轻哉？
陆贽言于德宗曰：“夫听讼辨谗，贵于明恕，明者在辨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迹可责而情可矜，圣主惧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责也；情可责而迹可宥，圣主惧逆诈之滥无罪，不之责也。惟情见迹具，词服理穷者，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缪听，苛恶不作，教化以兴。”
臣按：陆贽此言可以为听讼断狱之法，而辨谗谤之法亦具焉。人君之闻谗谤、人臣之断狱讼，皆当以是书于座右。
宋仁宗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三千余，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所善欤？愿诏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臣按：天下之治乱验于风俗之厚薄、衣食之有无，骨肉相残者多，其风俗之偷也可见；盗贼之劫掠者众，其人之穷也可知。李綖欲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上朝廷以助观省，人主于此诚留心观省，于斯二者之间，风俗之偷则明礼义以化之，衣食之阙则省征输以宽之。如此，则上和下睦，家给人足，非特刑罚以之而清，而民风亦因之而厚矣。
孝宗时，臣僚上言：“在律言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比年中外之狱，闻于状外求罪，推寻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连禁系，乞申明法，令自今狱事无得于状外求罪，如有违戾，重置于法。”
臣按：古人制律不许于状外求罪，唐宋以来皆然。（以上断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