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孙可望内犯和兵败降清
第五节 孙可望内犯和兵败降清 (第2/3页)
余匹”③。
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彭而述记载洪承畴治兵长沙，“以四镇驻常（德），两镇驻宝（庆），一镇驻永（州），一镇驻祁（阳），线伯（原定南王孔有德藩下提督线国安）驻粤西，数千里内四年之间棋置星布，皆重镇。转漕吴、越，岁费百万缗”①。顺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已经请准解任，回京调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离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说：“职经略无能，寸土未拓”②，充满了颓丧情绪。不到半个月，他得到了“云贵逆贼自乱”的情报，兴奋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转报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孙可望派人送来的信后，当即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③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擞精神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了。十二月初五日，顺治帝谕兵部：“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奉旨准解任回京调理。近闻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④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畴亲自同固山额真六十等人率领三起满汉兵马从长沙前往湘乡县，同月二十五日孙可望在清将李茹春、王平护送下自宝庆起行，二十八日到达湘乡，同洪承畴等见面。孙可望以投奔之臣，自然歌颂了一番清朝的功德，胡说什么：“云贵远在天末，声教未通，十余年来非敢抗拒王师，实欲待时归命，近益喧传皇上文德绥怀，特恩招抚遐方人心深切向慕，且满洲大兵精强，威声赫濯，自顺治十年岔路口一战杀伤滇黔兵众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万余。……”①洪承畴也“开诚优礼，款待尽情”。彭而还记载了两人相见的情景：洪承畴对孙可望“仍待以王礼。可望自称孤，命记室作降表”。但他说：“人或传明系未绝，可望接永历为帝，以臣自处身。及可望出，乃知可望自为，而不关永历也。”②实际上洪承畴的情报比彭而述要灵通得多，他早已知道孙可望是永历朝廷的实际执政者，对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来归自然不敢怠慢。在给清廷的奏疏中，他借孙可望之口说：“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自己一个月前说的“经略无能，寸土未拓”粉饰成“以守为战”，导致南明实权人物来降的主要原因。十二月初三日，孙可望随洪承畴到达长沙③。洪承畴在奏疏中说：“今伪王、伪官、伪丁并眷属人口齐到长沙之日，文武臣工兵民土庶无不喜色相告，共庆太平有日，计滇黔负固之众行见闻风来归，以成大一统之盛。”④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这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⑤。为了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长沙举行典礼，二十八日孙可望即应诏赴京陛见①。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②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这里作一点对比也许更能加深了解清胜明败的原因之一。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他刚刚逃到湖南宝庆就给清廷递上了“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张献忠开创的大西军事业，说什么“望以关西布衣，适丁明季丧亡之际，不自甘于辕下，遂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俨然以“国主”自居，把大西军称为“望兵”、西南抗清基地为“望土”，恬不知耻地把同系张献忠义子和大将的李定国、刘文秀说成是自己“恩拔”起来的人物，又把李定国等人反对他专横跋扈、帝制自为的措施说成“以奴叛主”。接着，他要求清廷发兵，“则滇黔蜀地愿尽入于皇上之版图，兵马将士愿咸奉皇上之军旅”①。到湘乡、长沙同洪承畴见面时，又如洪承畴奏疏所说：“伪王孙可望另有开列云贵形势机宜，职方在查询，再具密疏，恭请宸衷裁断。”②他还同清经略洪承畴会同各提督、总兵进行图上作业，“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③。为了取悦于清廷，孙可望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献上了“滇黔地图”④，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1658年（顺治十五年）初，洪承畴遵照清廷谕旨会同孙可望“于投诚各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贵地利官十九员”，将其中四员派赴罗托军中，其余十员留在洪承畴“军前不时应用”①。孙可望到达北京朝见清帝后，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清帝命王、大臣商议，结果“以大兵分三路趋云南，指日奏功，无事可望再往”②。尽管清廷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让孙可望亲赴前线，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他过去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强了政治攻势。王夫之记载，当清军三路进兵时，“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③。这以后，永历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倒戈投降，孙可望的现身说法无疑起了很大的诱惑作用。清军在进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刘坊在《哀龙江》诗序中说：“戊戌（顺治十五年）冬，清师距遮炎河，谬道路者曰：可望师至矣！我兵闻风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国主至矣！至矣！相率惊窜。”④李定国支持的永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清廷利用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关系竭力进行瓦解，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
从顺治十五年（1658）起，清军向西南的进兵是颇为顺利的，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孙可望的一份“功劳”。然而，孙可望本人的地位却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了，这种变化是通过一些似微实显的迹象体现出来的。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明末战乱以来，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孙可升在几经飘零之后，先混迹于明朝行伍，后来又成了清军的一名士兵。这年七月，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是惊喜交集。孙可望向朝廷奏报了“聚合之奇缘”，奉旨同住。可是，孙可升的家属奴婢十余口还在上海，搬来北京筹措路费不易。于是，孙可望请求皇帝“敕部给予勘合”，利用政府的驿传实现全家团聚①。在孙可望看来这不过小事一桩，所以在疏中写道“想此项恩膏朝廷亦所不靳”。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么一件小事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顺治皇帝批交兵部议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立即参上一本，首先抨击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然后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本不是有“何功何德”受封王爵。接着借题发挥道：“臣观其见之疏章者屡可骇异，即如出师命将出自朝廷，可望甫来归顺，便请从征。若可望文足经邦，武能戡乱，何至坐见败辱，鼠窜奔投，可谓不自揣量，冒昧无知。继则请动内帑，为彼经营。臣闻天子穆穆，端拱垂裳，岂有借财与人，亦岂有人臣借财于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缘一疏复为伊弟请给勘合，夫勘合之给为朝廷紧急公事及官员来往而设，非庶人下贱可以冒滥也。今可望之弟可升不过一食粮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则应自备脚力，未闻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坚策良，逍遥皇华之驿者也。臣闻高爵厚禄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宪长岂敢畏避不言。伏祈皇上大奋乾断，严加处分，以肃名分而正纪纲，则冒滥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义矣。”①魏裔介的劾疏处处流露出对孙可望的轻蔑，给了他当头一棒。孙可望在“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疏中说：“昨闻宪臣有特纠陈请之非，祈正悖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浃背，寝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宪臣之言不谬矣。”②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顺治皇帝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③，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前蒙皇上赏给银两，臣恐花费，借与天津卫民邓时增银一千两，有文约可据。缘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贤愚，臣不得知。”接着向顺治皇帝摇尾乞怜，陈述自己“郁积之苦衷并所以招尤招谤之原”。他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宠眷，无寸功可纪，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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